公检法

2018-12-01 10:16

第十五编  公检法

 

 

第一章  公  安

 

第一节              建国前银川警政

 

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宁夏县(今银川城区)设警察总局1所,警察分局5处,有警官1名,巡兵120名。当时宁夏府城的社会治安由宁夏、宁朔二县警察局分段巡防。宁朔县迁移后,府城治安统归宁夏县警察局管理。

民国18年(1929年)设省会公安局,直属于宁夏省政府民政厅管辖。民国23年(1934年)省会公安局改称省会警察局,址在今银川城区鼓楼南街。辖分局4处。有警官101人、警长66人、警士263人、夫役65人,共495人。一分局设在新华街,二分局设在北柴市街(现玉皇阁北街),三分局设在南王元大街(现民族南街),四分局设在北王元大街(现民族北街)。

旧时警察局常以民众违犯警章为由肆意滥罚,借端勒索,违警处罚设有妨害安宁、妨害秩序、妨害公务、诬告伪证、湮没证据、妨害交通、妨害风俗、妨害卫生、妨害他人身体、妨害他人财产等。1934年,有162人违犯警章,罚金5146元。1936年,省政府规定将罚金的三成提奖办案人员,三成留局,作补充设备之用,四成报解省库,以充实人力、备齐枪支。1937年,民政厅废除罚金及报解办法,实行扣留或劳役处罚。

省会勤务巡查实行守望制、交通岗及巡逻制并用,全局共设守望警40处、巡逻警18处。1935年,警察局从北平(现北京)购置交通伞多架,分设于省会各处;并购置抽水救火机两架、水龙带水枪、太平水桶、消防水筒、救火钩等多种消防救火器具。

全国户政管理始自宁夏。1934年在平罗设保甲试验区,1935年在全省推广,清查户口,整顿门牌。是年省会为6979户。1936年人口复查,省会辖区计7079户。次年省政府制定《宁夏省复查省会户口暂行办法》。1940年,实行迁入、徙出、出生、死亡4种清册,规定户存户口表,由编查队填妥,发交户民存查。这年省会共36保、499甲、6422户,总人口为28533人,其中男17676人、女10857人。各户牌号注入户籍图内,实行户口连坐法。同年省政府制发了《国民身份证》、《客籍人民居留证》、《通行证》及《迁移证》。规定凡系本省籍而有户籍的户民,年满16岁以上的男子,均可领取身份证;凡外籍人寄居本省境内而有户籍,年满16岁以上的男子,无论党政各界之公务员,均可领取居留证;为便利临时经过省境的商旅行动,无论军警商贾,均可领取通行证;为防止流民,无论单人或全户,须持迁移证方可移居他乡。不领证者,40岁以下的罚服兵役,40岁以上者罚服劳役。身份证与居留证上详细登记领证人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保甲、身高、面貌、特征、指纹等。

 

第二节  人民公安机构

 

1949年9月23日银川市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接管了旧警察局,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处,下设巡视股、预审股、总务股、秘书股、看守所、警察队,辖一、二、三、四分局及南关派出所,全局310余人 ,其中留用旧警察99人。

1949年10月成立银川市人民公安局,设秘书股、总务股、侦察股、审讯股、治安股、警察队、看守所及4个分局和南关派出所。次年5月局内实有人数288人。1951年2月成立消防队。

1951年银川市人民公安局更名为银川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同年设立新城公安派出所和城区公安派出所。1953年4月公安局调查股(原侦察股)、经保股(1952年设立)、治安股、管教股(1952年设立)分别改称为一、二、三、四股。

1954年初更名为甘肃省银川专署公安处银川市公安局,局机关改股为科,4个分局合并为第一、二两个派出所,各乡设公安特派员1人。1957年8月城区设立中山南街、中山北街、民生街、民族街4个派出所。1958年10月仍称银川市公安局。1960年银川市公安局劳教队成立。次年新城民警分队成立。1962年城区一、二派出所划分为利民街派出所(辖利民街、中兴街)、和平北街派出所(辖和平北街、民生街)、新民街派出所(辖新华街、中山南街)。1964年增设交通消防科。1965年5月将公安局民警队分为消防大队、交通队。1965年成立新城区公安分局。

1967年2月,银川市公安局实行军管,军事代表是军事领导机构派出的全权代表。1968年市公安局与检察院、法院合并成立银川市革命委员会保卫部。1972年永宁县公安局业务受银川市保卫部领导。

1973年4月恢复银川市公安局名称,城区、新城区保卫处更名为城区、新城区公安分局。市局设政治处,办公室,一、二、三、四科,刑侦队,清队办公室(临时机构),看守所,交通队,“一打三反”办公室(临时机构),全局184人。1974年6月成立郊区公安分局。1975年贺兰县公安局业务受银川市公安局领导。同年设立银川市公安局收容审查站。1979年12月增设管教科,次年管教科改六科,刑侦队改为刑警大队。1981年3月市局设立行政拘留所;11月,又增设纪律检查科、警卫五科,撤销管教科,改经保科为内保科。1982年11月增设外事管理科,是年各派出所变动较大。1983年增设干警训练科。1986年成立银川市公安局特警大队。

 

第三节  社会治安

 

一、清除敌伪组织、剿匪、取缔反动会道门

(一)清除敌伪组织

建国初期,流散在银川市的国民党官兵有1864人,国民党政府公职人员1059人。银川市军管会发布了《关于反动敌特党团、马匪便衣悔过报名登记的公告》。公安处根据《公告》精神,严格执行党的宽大政策,深入追查,正面谈话,侧面规劝,“以毒攻毒”。1950年上半年,全市共登记国民党中统特务63人、军统特务33人、便衣特务90人、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人员217人、三青团分队长以上人员81人,遣散敌伪军官3760人、士兵1463人。9月26日军管会又发出公告,“取缔国民党政府所属一切反动组织”。经过调查,先后破获了国民党内调局宁夏调查统计室及所属5个专区、保密局宁夏随军站及所属3个组、国民党国防部二厅驻阿拉善左旗军事专员办事处及542组和西北长官公署二处14部等反动组织和大量军需物资。

(二)剿  匪

建国初,银川市暗藏的匪特大肆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偷袭乡政府,残害干部群众,公开抢劫,无恶不作。1950年,银川市公安局会同人民解放军合力围剿,一举击垮了土匪武装。1950年11月16日,宁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银川市东教场召开万人公判大会,依法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匪首郭永胜(又名郭栓子)等5名罪犯。据统计,自1950年3月至1951年底,银川市公安局依法处决土匪30人,逮捕182人,收缴各类枪支295支、迫击炮4门、掷弹筒4个、炮弹255发、电台2部、子弹3.3万余发、手榴弹134枚、电话机8部。从此匪患绝迹,社会治安好转。

(三)取缔反动会道门

建国前,银川地区有一贯道、瑶池道、中华理教会、同善社、儒教会、万慈会、佛青会、青帮、红帮、哥老会、三宝会等20余种反动会道门,道首、道徒5000余人(见表15-1-1)。他们利用封建迷信欺骗、麻痹群众,拐诈奸淫,鱼肉百姓。1951年1月,银川市公安局根据中央及省政府有关文件精神,发布《关于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布告》,对反动会道门开展了取缔行动。银川市公安局利用板报、广播、话剧等形式,走街串巷,宣传政策。并在市区设取缔悔过登记站6处,共登记道首285人,道徒1765人。1953年依法逮捕道首36人,其中判刑12人、管制12人、交群众监督3人,1824名道徒登记退道。1955年一贯道死灰复燃,以开设诊所为由发展反动组织。公安机关发动群众,先后召开各种会议2732次,受教育群众达14万余人。据1959年底统计,全市共登记退道的各类道首211人、道徒1510人,逮捕道首14人、管制22人,缴获反动证件1172件、反动书籍455本、像片画册883张、道产道具269件。至此,各反动会道门组织土崩瓦解。

(四)驱逐“圣母军”

建国前,银川市有天主教、中华基督教、宁夏基督教会、安息日会、福音堂等5种教会组织,有教徒655人,神甫、会长、修女、牧师、传教执事等教会上层人物42人,其中外国传教士7人。1950年12月8日,银川市天主教会比利时传教士袁华林、贺歌南、石浩德等人成立反动组织——“圣母军”(全称罪人之任圣母军之命),以“治病救人”、“慈善仁义”为名,进行政治间谍活动和文化侵略,不久会员由17人发展到80人。为肃清其反动势力及影响,自1952年下半年起,银川市公安局广泛发动群众,号召“圣母军”成员自行登记,归向人民,有81名会员宣布退出该会,10名首恶分子依法严惩。1953年3月,经上级机关批准,比利时传教士、英国传教士共7人被驱逐出境。

二、镇反、肃反

根据中央指示,从1950年10月开始在银川市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多次召开万人大会,动员组织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检举、揭发、控诉隐藏的反革命分子。1951年5月省、市联合召开公审公判大会,依法镇压了50名罪大恶极分子。1952年查出错捕、错押案件6起6人,恢复了653名错管人员的公民权,重新审查管制176人。1953年9月,银川市公安局制定了《银川市镇反程度判定工作计划》,共审查出五类反革命分子440人,判定了391人,打击处理了241人。1953年4月23日第一次镇反运动基本结束。

1955年8月,根据上级指示,银川市开始第二次镇反运动,出现了儿子控诉父亲、哥哥控诉弟弟、妻子检举丈夫的局面。是年逮捕反革命分子97名。1956年,公安机关对投案自首、坦白交代的806名人员进行了判定处理,逮捕了46名反革命分子。

1957年8月,结合反右派斗争和全民整风运动,银川市开展了第三次镇反运动。对全市376名地富反坏分子逐个摸底排队,逮捕了18名,戴帽子降级13名,管制2名,批判斗争293名。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对1946~1958年从外省市迁入银川的人员进行“镇反”补课。查出可疑分子145名,其中逮捕29人、管制8人、收容1人、畏罪自杀2人、放回43名。1959年又对1958年1月至1959年7月流入社会及市级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的4.49万名外来人员进行清查,共查出“五类”分子706人、可疑分子371人,打击了180人,其中逮捕109人、管制5人、劳教32人。

在中央“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指导下,从1955年8月开始,银川市在机关、团体、工矿企业和学校职工中分期分批开展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简称肃反运动)。1955年8月至1956年抽调105名专职干部,按系统分12个小组,参加运动人数1192人,分学习、坦白检举、处理三个阶段进行。1956年8月至11月上旬,抽调30名专职干部,建立4个“肃反”小组,分学习、调  查摸底、甄别定案、复查处理4个阶段进行。1957年11月至1958年12月,参加运动的有44个单位,6938人,分准备工作、小组斗争、专案审查、甄别定案、复查处理5个阶段。1959年2~11月,参加运动的11个单位,专职干部281人,分调查摸底、公开“肃反”教育、小组斗争、处理验收4个阶段。

4年来“肃反”运动共查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239人,其中捕办90人、劳教17人、开除公职45人、机关管制36人、戴帽子留机关使用51人。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在天主教、基督教的679名教徒中也开展了肃反运动。

1960年后,肃反运动的主要对象是漏网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宽大处理又重新犯罪的反革命分子、新生反革命分子、蜕化变质分子、里通外国的叛国分子等。1964年4月底,全市144个单位(包括自治区属单位20个)共有国家工薪人员1.69万人,其中未经过“肃反”的6782人,经过“肃反”还有问题需要复查的1456人,两项共列入清理范围的8238人,占总人数的49%。清理出的反革命分子,大部分留在本单位由群众长期监督改造。1964年底肃反运动结束。

三、监督改造“四类分子”

1952年,根据中央公安部颁布的《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条例》,银川市各级公安机关对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目、民国时期的军政警和官吏及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富农分子开始进行评议审查,分别情况予以入队入社、监督劳动、依法管制。1954年11月,银川市城区、新城区共有被管制分子133名,其中土匪7名、圣母军3名、特务6名、一贯道首25名、旧军政官吏7名、反动党团骨干分子1名、烟毒犯74名、不法地主7名、一般刑事犯罪分子3名。

1957年农村掀起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大辩论高潮,银川市公安局对617名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简称“四类分子”)进行摸底排队,确定逮捕对象85人、管制对象13人、降级36人、劳动教养对象15人、批斗对象222人。6年后,全市“四类分子”增至788人,公安机关在全市成立了4个集训队和24个爱国守法学习班,对596名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右派分子等“五类分子”进行集中改造,收到检举材料312件、坦白材料1517件,破获刑事案件209起。1960年,各级公安机关配合有关单位在监督改造“五类分子”的基础上,建立了“五类分子”三级档案管理制度,建立档案材料1985份。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申了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致使“五类分子”猛增到1645人。

1966年9月20日,银川市红卫兵总部发布通令,勒令凡有反动言行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其家属,限期6天离开银川市迁至农村,接受监督,劳动改造。前后共清理“四类分子”及“社会渣滓”2197人,送交农村监督劳动改造,随迁家属4353人,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1973年后,公安部门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1973〕138号文件规定,对需要划除和摘帽的“四类分子”分别办理了法律手续。1979年2月,银川市三区两县开展了全市“四类分子”摘帽和子女成份划定工作。全市2659名“四类分子”(地主1277名、富农624名、反革命分子563名、坏分子195名)中,错定、错戴帽子的688人得以平反,占总数的25.4%;给历年守法改造的1969人摘去帽子,占总数的74·05%。对已死亡的574名“四类分子”给予纠正或平反。重新给2527户、8157名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划定成份,将2636户、13610名地主富农子女定为社员成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四类分子”的摘帽、平反工作统由各公安机关治安科受理,使这一历史遗留问题逐步得以解决。

四、打击刑事犯罪

建国初期,银川市的刑事案件多以凶杀、抢劫、诈骗、盗窃、贩毒为主,其中盗窃和贩毒尤为突出。各级公安机关依靠群众予以严厉打击,使贩毒案件明显减少。1958年,各级公安机关贯彻“预防为主、及时破案”的原则,严厉打击危害社会秩序、妨害社会主义建设、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各类刑事犯罪分子。市公安局组成21人的社会调查摸底工作组,利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在全市进行了两次调查摸底,全年刑事案件破案率为93.4%。由于加强了安全防范,提高了群众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觉悟,1962年群众扭送公安机关要求处理的违法犯罪分子达108名之多。1963年1月,政法机关召开两次公判大会,公开宣判现行反革命及重大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10个案件的36名罪犯。这一时期,由于及时有力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大力整顿社会治安,城乡社会秩序基本恢复了正常。1961年刑事案件455起,到1965年降为129起。

“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安工作受到冲击,1966年破案率为66.7%,1969年下降为44%。1970年3月,各级公安机关集中力量,紧密配合“一打三反”运动,发动群众,建立由领导骨干和群众相结合的破案队伍,采取内查外调相结合、检举揭发与调查研究相结合、坦白交代与查证落实相结合、侧面调查与正面交锋相结合、全面排队与重点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开展群众性破案战役。1975年,银川市公安局抽调各方力量,以永宁县公安局和城区、新城区、郊区公安局为主,与铁路、民兵指挥部配合,在全市三次大清查的基础上,出动公安干警151人,民兵3361人,公社、镇干部127人,治安积极分子24人,在全市城乡和铁路沿线进行清查和打击流窜犯的统一行动。清查重点户135户、复杂场所33处,收审44人,收容自流人员136人,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1起,缴获赃款1920元、粮票700公斤及其他物品。1976年1月12日,全市统一行动以银川铁路线、车站、重要厂矿周围以及城乡结合部为重点,对流窜犯罪分子、重大嫌疑分子以及为流窜分子提供落脚点、销赃的窝主进行大规模清查;同时对逃避监督改造、流窜作案的“四类分子”、在逃的劳改犯、劳教人员、通缉在案的犯罪分子进行了全面清查,社会治安秩序有所好转。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工作重点的转移,一些不法分子视法律于不顾,犯罪活动猖獗。1977年2月,罪犯持枪谋杀了刑警李锐等人,情节十分恶劣。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80余名干警经5个多月的艰苦侦查,将刘善斌等11名罪犯全部捉拿归案,主犯依法枪决。1979年是建国以来银川市刑事案件发案率最高的一年。盗枪案件连续发生,市区抢劫、强奸、杀人、盗窃案件突出,铁路沿线秩序混乱,盗窃运输物资、抢劫、强奸犯罪猖獗。针对这种情况,银川市公安部门积极贯彻“打击犯罪,减少犯罪,预防犯罪”的综合治理方针,狠抓侦查破案,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1979年发案2526起,破案1354件,破案率为66.1%;1982年发案1782起,破案1395件,破案率为78.3%;1985年发案624起,破案503件,破案率为80.6%。

1983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从重从快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分子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简称“严打”斗争)。8月19日,银川市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组成指挥部,揭开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斗争第一战役的序幕,直接参战人员1750余人,出动各类车辆270余辆。驻地部队派出20名战士在市委办公楼及市委领导住宅附近担任警卫,20名战士在少管所周围担任警戒;宁夏军区抽调  战士200名,在三个区设卡30处。在市看守所、自治区少管所、市公安局行政拘留所、市公安局收容审查所、银川市收容站、市党校设临时关押场所,抽调20名干警、30名武警战士、16名民兵负责看守、警戒。这次战役共破获各类案件364起,其中重大案件34起;收捕各类犯罪分子2350人(不含外地犯罪分子及具结悔过释放或作其他处理的367人),收捕人员中依法逮捕327人,劳教、少管428人,占收捕总数的73.1%;摧毁犯罪团伙102个,其中流氓团伙44个492人,抢劫团伙20个122人,盗窃团伙33个164人,杀人、组织卖淫等团伙5个64人 ;收缴军用枪11支,小口径枪2支,火药枪95支,子弹2078发,各种刀、剑、匕首等363件,炸药44公斤,雷管207枚;收缴赃物折款6.87万元,淫秽画册3000多张(副),以及裸体扑克、淫秽书刊等。其间,公检法机关召开了11次公判大会,依法处决了22名罪大恶极的杀人犯、强奸犯、抢劫犯及流氓集团首犯,依法判处512名犯罪分子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缓;有61名犯罪分子投案自首。

1984年2月25日凌晨5时,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第一战役第二仗开始。由公安干警、武装警察及其他人员组成的600人的队伍在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当天抓获犯罪分子141名,提前收捕24名,投案自首1名,其中依法逮捕148名,劳教、少管11名,收审7名,在抓获的犯罪分子中,7个方面的打击对象占79.4%,比第一仗提高16.7%;查获赃款1465元、各种赃物82件、各种凶器76件;摧毁各类犯罪团伙21个。

1984年6月20日凌晨4时30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第一战役第三仗揭幕。以公安干警为主体的500人的“严打”队伍收捕各类犯罪分子151名,其中逮捕121名,劳教、少管30名。摧毁犯罪团伙14个,破获各类侵犯财产案件总价值69.3万元,缴获赃款1.48万元、步枪2支、子弹36发、雷管122枚、各类凶器21件及大批赃物,折款1.81万元。

1984年9月10日深夜11时,“严打”第二战役第一仗与全国打击流窜犯统一行动同时打响。全市共出动600名公安干警,1500余名保卫、治保人员,出动各种车辆120余部。至9月13日中午12时,167名预定打击对象除2名不在银川外其余全部落网,其中依法逮捕126人。与此同时,公安机关还清查了旅店、私人租房、重点单位、重点户、复杂场所等易于窝藏流窜犯的预定清查点1337处,查验了9000余人的居民身份证。查获自造枪4支、子弹1875发、凶器7件、炸药1公斤、雷管150枚、赃款7249元,赃物折款1.49万元。

1985年2月10日,“严打”第二战役第二仗全面展开。这次行动共打击处理违法犯罪分子118人,其中依法逮捕82人、刑事拘留2人、劳教22人、少管10人;摧毁各类犯罪团伙7个。

1985年5月2日,以查禁淫秽物品为中心的“严打”第二战役第三仗打响,清查营业性录像点44处、家庭录像点77处、音像制品销售点14处,查获倒卖、复制、传播和组织播放淫秽录像人员139名,缴获淫秽录像带28种196盘,查封待审查的录像带286盘、录音带3317盘,暂扣用于复制、播放淫秽录像、录音带的录像机18台、电视机12台、录音机1台,取缔复制、播放录像点48处。

1985年9月9日,“严打”第三战役第一仗揭幕。截至12月24日,共收捕各类犯罪分子255名,其中依法逮捕79名、劳教39名;摧毁犯罪团伙5个;查获赌博20场85人,没收赌资1546.40元。

1985年三次“严打”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000余件,逮捕犯罪分子392名,劳教168名,少管46名,收容审查736名,治安拘留1585名,缴获赃款、赃物折款27.38余万元。

五、禁毒禁娼

马鸿逵统治时期,多次公开贩卖烟土,仅1938年贩卖鸦片43万两。1950年11月,银川市人民政府颁布《银川市禁烟禁毒计划》和《银川市禁烟禁毒办法(草稿)》,并组织了银川市禁烟禁毒委员会。1951年1月全市共登记烟民1680人(其中男753人、女927人),烟馆172户。不久,设立了宁夏第一个戒烟所——银川市戒烟所,烟民情绪高涨,效果显著。与此同时,破获贩烟毒案106起,收缴生烟60余两、熟烟70余两、烟棒子3660个;没收烟款人民币143.56万元(旧币)、银元74块及烟具等物。1952年7月省市机关抽调干部组成银川市肃毒办公室,开始大规模的肃毒运动。至1953年1月共逮捕烟毒犯92名,宣判处理40名,移送法院判决52名。全市442名未押烟犯,根据情节轻重和坦白程度,交群众管制6个月至3年的104名,免予处分330名。全市356家存烟户有234户交出大烟万两以上,查获烟具3080件,缴获黄金251两,追缴赃款541.05万元(旧制人民币),至此,肃毒运动结束。

建国前,银川有“海山堂”、“四熟堂”、“金山堂”等12家妓院,妓女42人,暗娼91人。银川市军管会颁布《关于坚决取缔妓院的通令》,启发教育娼妓,并酌情安排,有的重返家园,有的喜结良缘,还有13人参加了社会生产。

六、治安保卫

银川市和平解放后,各公安机关着力进行治安整顿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在全市清查户口,搜查窝藏的枪支、弹药、毒品,号召暗藏的土匪、敌特、军政要人及便衣报名登记,对明娼暗妓进行取缔、改造,查禁烟毒,摧毁反动势力。1950年11月,银川市各级公安机关大力整顿了摊贩和特种行业户。为加强群众性的治安工作,在全市33个街(乡)建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有治安保卫人员189人,1951年发展到372名。各治保组织根据《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配合公安机关治理社会治安。

1954年,为全面整顿社会治安,银川市公安机关利用报纸、广播、幻灯、演讲、黑板报及群众集会,进行治安宣传。同时抽调部分人员对印铸、刻字业等特种行业的防火、防盗等进行大检查,抓获了一批违法犯罪分子,社会治安趋于稳定。1957年初,根据社会治安的复杂状况,市公安局制定了《关于整顿枪支管理的规定》。6月,配合检察院、法院在中山公园举办了公安展览,观看人数达8.08万人次。10月,又对全市旅店、刻字、印铸等行业的从业人员进行了全面登记和重点审查,并对城乡职工、农民和居民进行了以贯彻《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宣传教育。

1958年3月,根据甘肃省公安厅电话会议精神,全市开展了提高破案率、禁毒禁赌、打击走私、加强户口及消防管理的活动。苦战15个月,为实现无土匪、无骚乱、无盗窃、无火灾、无交通事故、无聚赌、无毒品流行、无黑人黑户、无破坏事故的“十无市”公安工作大跃进计划,印发了宣传提纲6000多份,召开各类会议3000多次,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以全民安全竞赛运动为主要内容的预防犯罪宣传活动,受教育群众达20余万人次。同年7月,对居民院落、旅店业,企事业单位进行了安全检查,制定安全公约,建立城市人口卡片存档制度。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对1946年以来自流来银人员分两批进行审查,共查出反革命分子33人、刑事犯罪分子26人,负有80条人命血债的重大反革命分子郝兆林亦落入法网。

1961年8月,市公安局作出了“严厉打击现行破坏活动、保卫要害、加强治安”的决议,要求局属各单位加强冬季安全预防,积极开展法制教育,大力整顿市场,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在个体摊贩和寄卖部等行业中建立治保会和特勤力量,进一步做好盲流人员的收容清查工作,加强车站、货场、粮库的管理,对复杂场所进行经常性的清查,全面贯彻“治安管理从严”方针,进行全市户口大清查。全市成立了以治保人员为骨干的巡逻小组144个、766人,安全检查小组196个、388人,对各工厂、企事业、机关、学校、商店、粮店等部门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各级公安机关配合有关部门在群众中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和遵纪守法教育。

随着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好转,经过大力整顿社会治安面貌焕然一新。1965年,银川地区刑事案件、灾害事故大幅度下降,上半年发案23起,较上年同期下降33.4%。自由流动人员也大大减少,上半年共收容审查891人,较上年同期下降40%。群众自觉遵守公共秩序的道德风尚大为提高,盗窃、寻衅斗殴等一般治安问题大大减少。农村春耕、夏收秩序井然,铁路沿线秩序恢复正常。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砸烂“公检法”殃及全国,治安及打击刑事犯罪工作严重消弱,一些违法犯罪分子乘青少年失学、无业人数急增之机唆使青少年寻衅滋事、持械斗殴并进行盗窃、侮辱、强奸妇女等犯罪活动,公害甚大。对此,银川市革委会保卫部会同家长、学校、街道,以教育部门为主,其他部门紧密配合,切实加强青少年的教育。各街道、办事处、派出所举办多种学习班,并建立帮教组织。1970年,全市共建立各种治保组织378个,成员1438人,新成立保卫组17个,配备专(兼)职保卫干部106名,对有恶习的青少年以正面教育为主,打击少数,教育多数,依法惩处少数屡教不改的严重犯罪分子。同年5月,在自治区体育馆召开了4万人参加的“加强对青少年教育,打击阶级敌人腐蚀、拉拢青少年大会”,号召各部门对参与流氓活动的青少年做好教育挽救工作。各级公安部门与家长、学校、街道紧密配合,狠抓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工作,动员青少年参加整顿市容和维护社会治安等活动。

粉碎“四人帮”后,防特、防盗、防火、防交通事故的“四防”工作全面展开,对制造事故、杀人抢劫、强奸妇女、投毒放火、煽动停产、哄抢物资、盗窃铁路器材和运输物资的刑事犯罪分子及流窜作案的的首犯、惯犯、教唆犯、内外勾结的犯罪集团给予严厉打击。对于罪行严重、民愤大、影响恶劣的刑事犯罪分子巡回批斗。大张旗鼓地向群众进行遵纪守法、维护社会治安的宣传教育。各级公安部门还抽专人深入各单位,配合保卫组织、治保会制订各项安全防范措施,防患于未然。1977年4月,各级公安机关及基层单位的保卫组织共出动党政干部、解放军、公安干警、民兵及治保积极分子5000余人 ,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对车站、旅店、重点地区、城乡结合部等犯罪分子易于藏身的地方进行了两次大清查,共收容599人,破获各类案件34起,群众检举揭发各类问题24项。1977年共打击处理各类犯罪分子487名,促进了全市社会治安的进一步好转,出现了几年来未曾有过的好形势。

1979年,市公安局先后制定了《关于维护影剧院秩序的暂行规定》、《关于维护汽车站秩序的规定》、《关于进一步对爆炸物品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枪支管理的通知》,全面整治社会治安秩序。各级公安机关通过调查摸底,查清了危害社会治安的“四类分子”,劳改、劳教释放分子,政治、刑事嫌疑分子,治安危险分子,无户闲散分子,进城包工、搞副业的人员,外来流窜人员及留城待业青年的底数和分布,结合本地区存在的治安问题,编写宣传提纲,运用多种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和城市管理法规教育。与此同时成立了以公安机关为主的整顿治安秩序领导小组,分片包干,抓点带面,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分子。

为恢复和建立行之有效的治安管理制度,落实群众性的防特、防盗、防火、防治安灾害事故,市公安局有计划地开展了安全大检查,加强火灾、车祸、爆炸、中毒、重大工伤等治安灾害事故的预防和控制,加强对复杂场所、特种行业的管理和控制,严格执行枪支、弹药、易燃易爆剧毒物品的管理制度,防止恶性事故的发生。市公安局摩托车巡逻队、各分局联防巡逻队在繁华的街道、复杂混乱场所、城乡结合部等处昼夜执勤巡逻。各派出所以户籍警为主,组织治保人员、治安积极分子、退休职工等,在所辖区段、偏僻街巷巡逻,防止偷盗和聚众斗殴的发生,解除了职工、居民的后顾之忧。1980年2月,《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重新公布执行,银川市各级机关坚持“党委领导,依靠群众,预防为主,管理从严,及时打击,保障安全”的方针,根据城乡的不同特点,狠抓治安案件的查处。是年共查处治安案件3111起,有3970人受到处罚,其中治安拘留1530人、罚款995人、警告1445人。

1982年,党中央指出:“政法各部门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同各部门、各单位一起,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共同维护社会治安。”各级党政机关积极贯彻中央精神,动员一切力量,在单位内部、居民委员会、农村社队开展安全单位、安全楼院、文明村等活动,并建立起以公安干警、驻银部队指战员、治安积极分子、工人为主体的约300人的治安巡逻队,在地区、时间上紧密衔接,有机配合,在全市形成一个防范控制网,以打击犯罪,减少犯罪,预防犯罪。随着综合治理工作的不断深入,社会治安趋于安定。1982年共发生各类刑事案件1782起,较上年2250起下降20.8%;杀人、强奸、抢劫等重大案件发生75起,较上年下降31.8%;刑事案件和重大案件下降率均超额完成年初计划下降15%和30%的指标;抢劫、盗窃案件分别下降74.2%和80%。公安局受理的城市治安管理案件1250起,比上年减少114起,下降8.4%,城市治安案件占城乡发案总数的46.7%,扭转了过去几年中城市治安案件高于农村的局面。

违法青少年的帮教工作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级公安部门针对违法犯罪青少年既是加害人又是受害人的双重性特点,积极与单位、街道、学校、家庭紧密配合,举办法制学习班,开展理想、道德与法纪教育,制定帮教措施,建立派出所、单位(或街道、学校)、家长三结合帮教小组,因人施教,狠抓重点对象的转化。各派出所还普遍召开失足青少年茶话会,与失足青少年谈心,征求意见。1979年上半年,城区、新城区共举办26期青少年学习班,参加人数2812次;建立帮教小组177个。大多数失足青年痛改前非,走上了工作岗位,表现良好。公安机关还针对青少年团伙犯罪这一特点,坚持教育与惩办相结合的原则,打击少数团伙头目及严重犯罪分子,把绝大多数违法青少年列入帮教范围。1980年,全市共查获1390名违法青少年,依法逮捕279人,劳教、少管106人,仅占总数的27.7%。由于加强了教育挽救失足青年的疏导工作,青少年的犯罪率有所下降。1982年全市刑事案件发案782起,其中青少年犯罪占总数的75%;1985年全市刑事案件发案624起,其中青少年犯罪占总数的60%,青少年犯罪率比1982年减少了15%。

1983~1985年的“严打”斗争,使社会治安有了明显好转。犯罪分子的气焰有所收敛,出现了坦白交代、检举揭发、立功赎罪等现象,人民群众踊跃揭发提供犯罪线索,使内部秩序安定的单位由原来的64个增加到203个。

 

第四节  治安管理

 

一、户籍管理

建国初,中国人民解放军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银川市户口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各户如有出生、死亡、嫁娶、雇佣、辞退、他住、失踪等情况,须向所在地公安局履行登记;来客寄宿须由户主说明来历并登记临时户口。经过全市户口大清查,整顿、核实登记了全市212个行政小组1.09万户4.47万人,建立了出生、死亡、迁移和暂住户口的报告登记制度。1951年7月清理遗漏人户1030余人,纠正户口差错6540项。

1953年6月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银川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普查,查明市辖四区共有居民1.6万户6.83万人,其中男3.65万人,女3.18万人;汉族4.92万人,回族1.76万人。7月市公安局又组织42个登记小组对全市四区21条街巷进行了户口登记,查知全市208个行政小组,除公共户口及262户681人下乡参加生产未登记外,市区人口为1.06万户4.17万人。废除了旧的户口表格和统计制度,取消或删改了建国初的一些繁琐手续,建立了新的户口申报、登记制度和户口管理制度,换发了新的户口簿册和迁移证件,装订了新的街巷门牌号码,配备了户籍内外勤民警,实行资料存档制度,确立了城区户口管理由户警分片划分责任区的制度,人均管辖387户。自1954年后的4年中,银川市公安局又逐步建立了重点人口、特种人口的管理制度和城市公共户口的管理制度,并接管了农村户口。户籍管理日渐走向正规。

50年代,由于内地支边人员和外地移民大量迁入银川市,市区人口由建国初的3.1万人剧增到1958年的12.93万人。针对此种情况,银川市公安局组织全体干警、乡镇人民委员会文书及较大的公共户口单位的户管人员,制订《关于宣传和贯彻执行户口登记条例工作计划》,广泛宣传,在三次城市户口核查的基础上,建立起城市人口卡片存档制度,并查出进行破坏活动的“五类分子”226名,为侦查、外调及追捕罪犯等提供人头档案材料643人次,纠正了户口差错2.03万件。

60年代初,国家陷入严重困难时期,为控制城市人口的盲目增长,银川市公安局开展了压缩城市人口的工作。1961年市区人口由16.54万人压缩到13.86万人,减少了3.46万人。1964年经过历时两个月的全市人口普查,核查出全市总人口3.81万户19.39万人。1970年全部更换了户口籍底页和卡片,并作出《关于户口管理、审批权限的规定》。

1976年,遵照公安部《加强户口簿册、证件、印章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银川市公安局对全市户口簿册、证件、印章的保管、编写、登记和定期清理等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为加强户籍工作,银川市建立了市局、分局、基层派出所三级户口审批管理制度,并增设了户籍管理的基本单位——城乡派出所,扩编户籍民警人数。1979年,银川市公安局贯彻执行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精神,就户口迁移审批权限、迁移条件范围等作出12项规定。1981年10月,市局对全市户口进行了全面整顿,查清了人口底数,统一换发了4.27万户的户籍簿册,重新命名登记了全市235条街巷的名称,并制作和装订了新的门牌号码。翌年,银川市公安局配合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进行了全市人口普查,全市共有人口14.74万户67.35万人,其中男性34.37万人、女性32.98万人,汉族54.31万人、回族12.51万人(占人口总数的18.57%)、其他少数民族5352人。

1983年6月,银川市对外开放后,来银旅游、考察、访问、洽谈贸易、进行科技文化交流的港澳台同胞及国外友人来往频繁;为做好出入境户口管理工作,银川市公安局先后颁布了《关于对华侨、港、澳、台同胞在银住宿的户口管理规定》、《银川市因私申请出入境人员户口管理办法》、《银川市开放后外国的户口和社会管理办法》等条例,委托接待华侨及港澳同胞的宁夏宾馆、银川饭店代办华侨、港澳同胞暂住户口的登记管理工作。对城区、新城区、郊区城乡结合部外来暂住人口进行清理登记,对探亲、访友、就医、借读、当保姆等暂住人口,一律按《户口登记条例》进行登记;对来银务工、经商、开办服务业等暂住人口,则凭原籍乡镇以上或本地有关主管部门、单位证明限期登记。1985年统计,全市共登记暂住人口2万名,打击处理其中违法犯罪分子231人。

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1985年5月银川市公安局向全市居民颁发了居民身份证。户籍管理基本单位和工作人员已由1958年的7个派出所、45名户籍民警增加到45个派出所、191名户籍民警。

二、交通管理

(一)机构

1949年市军管会公安处所属一、二、三、四分局各设交通班1个,每班12人。1951年交通民警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1953年各分局交通班撤销,市局成立交通民警队,设交警4个班、48人。1954年撤销。1955年,市公安局成立交通改革委员会,1957年设立民警队,下设消防、交通、刑警3个队,并招收首批女交通民警7名。

1958年5月,市公安局交通民警队成立,内分3个班。1961年9月,新城交通民警分队成立,同年建立交通民警义务兵制。1965年,市局民警队交通、消防分立。1973年3月,银川市公安局民警队改建为交通民警大队(科级),下设城区中队、新城中队,有交警54人。1976年交通大队新设交管股、业务股,人员增到80余人。

1980年交警大队内增设政秘股,新设新市区中队,全队共有113名交通民警。

1983年8月,银川市公安局设立车辆管理所,配备解放牌汽车9辆、北京吉普车1辆、摩托车5辆,负责银川市所属车辆的技术鉴定、测试,驾驶员培训、考核,各种车辆的年度审验及机动车入户、分户、转户等。

1984年6月,交通民警大队在城区设东城、西城两个中队,新设机动中队和南门、五公里两个检查站。

至1985年,银川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设有政秘、宣传、业务、交管4个股和东城、西城、新城、新市区4个执勤中队,1个机动中队,以及南门、五公里各1个检查站,共有交通民警146人,并配备“伏尔加”、“吉普”等大小车6辆、警车2辆、摩托车13辆、录像设备1套。

(二)整顿交通秩序

1949年9月,银川市军管会公安处在市区交通要道设交通岗26处(包括各分局门岗4处),采取“三 ·六”制(站岗3小时、休息6小时)勤务制度,每岗3人,24小时昼夜持枪执勤,并张贴布告,宣传交通管理细则。1951年改固定岗为流动岗,车马行人一律靠右行。1953年,市内增设14个固定交通岗台,交通民警徒手指挥交通。因当时银川车辆较少,各班交通民警除担任交通执勤外,还兼管督查卫生、弹压戏院、清查户口、查禁赌博等事宜,维护公共秩序。是年又将交警站岗时间加长,晚间6时各固定岗即成为流动岗。次年7月,根据交通流量,保留固定岗台7处。

1955年6月,银川市公安局制定了《交通规则细则》,设立城市道路护栏和交通标志,撤销交通岗台,组织群众交通员180名,维护交通秩序,各交通民警实行归宿制度,早7点上岗,晚9点即在西塔、南门、鼓楼、新华街等处进行夜间巡逻。1958年增设交通岗台6个 ,设立交通标志80余面,设置护栏3处,各交通民警负责岗台东西南北50米以内的交通安全。

为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发生,银川市公安局多次进行交通安全教育宣传,仅1959年3~5月,共召开报告会、座谈会、广播、辩论会298场次,到会群众5354人次,编写各种宣传材料68种共8万份,收到安全保证书4869份。1963年,市交通民警大队利用幻灯、广播、报告会、宣传车、文艺节目等形式,宣传交通安全40天,印发交通安全材料10余种,受教育群众达6万余人;召开车队有关负责人会议12次,参加人数295人次;召开居委会议和职工会议191次,参加人数1.4万人次;同时举办了4次较大 规模的交通安全图片展览;检查机动车辆2948辆,纠正违章1287人次,建立基层义务交通组织,并对机动车辆进行经常性检查,使交通事故大幅度下降,是年发生交通事故11起,死亡2人,受伤8人,比1959年减少83%。

“文化大革命”初期,交通曾一度实行人、车左行,用《毛主席语录》、小红旗代替交通指挥棒,导致交通秩序混乱,实行几日后即被废止。

1968年8月,市公安局发布了《关于整顿交通秩序的通告》。1970年6月又发布了《关于维护城市交通秩序规则的通告》,并成立了整顿城市交通秩序领导小组,开展了全市性的整顿交通秩序活动。据统计,是年6~8月共纠正双人乘自行车3121次,查出无牌照自行车4522辆,补发牌照266个,收税8255元,罚款191元。1973年,交警大队在城区、新城、新市区、银新公路等60多处增设交通指示标志、警告标志34种100余面,增设岗台4处;印发宣传材料1万多份,编发简报、通报8期;处理交通事故145起,纠正自行车违章4500多次。1977年3月,市局交警大队在羊肉街口、西门、新华饭店、展览馆、公园街口、新城街等6处主要交通道口增设了交通指挥岗台。

1979年上半年,交警大队贯彻中共银川市委《关于整顿交通秩序的通令》,在全市开展了宣传交通安全无事故活动。交警大队改勤务制度为岗位责任制,交通民警走下岗台指挥交通,做到“勤观察、勤喊话、勤手势、勤走动”。1984年6月,市公安局制定了《银川市公路交通管理暂行规则》和《银川市道路交通管理暂行处罚条例》,为银川地区交通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1985年,全市共发生交通事故340起,死35人,伤288人,损失折款11.3万元,与上年相比,交通事故减少33%。

1978年以前,银川市只有城区邮电大楼路口和新华街东风浴池路口两处旧式交通岗台,市内仅有20余面交通标志。1978年,为便利城市交通管理,提高车辆疏导效率,改善路口交通秩序,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在市区安装试行了交通指挥仪。1979年11月1日,全市区原用灯光指挥的路口,全部换用了交通自动指挥仪,取消了黄绿灯左转弯信号。此后,在交通流量较大、路面宽阔的羊肉街口增设1座新式伞状岗亭,制作新颖醒目的交通标志550面,平均每公里1.1面。1982年,在主要街道安装了人行道护栏3040余米。在拓宽后的东环路设置交通隔离桩2000个,首次在银川试行了人、车隔离。1983年,又设置人行道护栏4640米,在城区解放东西街、新市区朔方路,以花草树木为隔离带,实行了人、车分离,各行其道,既美化了市容,又拓宽了路面。此后,安装了国家定型交通指挥灯具8套,自筹资金更新了3代交通指挥灯具;并在辖区内划定交通标线500公里,在包兰公路上前城和银巴路五公里处设立了交通检查站。

(三)加强车辆管理

1949年11月5日,银川市军管会公安处与银川警备司令部先后发布布告,规定无论公私汽车,均需到军管会登记,领取汽车通行证,方准在市内行驶;车马须依次序行进,不得并列疾驶,相互拥挤,大卡车每时行驶速度不得超过12公里,小汽车不得超过15公里(消防、警备、工程、救险、卫生急救者例外),并不得超过该车之载重量;各种车辆在夜间行走时,应设置车灯,否则禁止通行。据1954年统计,银川市有汽车26辆、胶轮大车562辆、大马车206辆。

1958年,市公安局召集各种机动车驾驶员和使用兽力车、三轮车人员进行交通安全教育,召开现场会9次,到会的驾驶员达1300余人。1960年11月,市局交警大队采取边检查、边建议、边改进的办法,先后召开各种事故现场会25次,审核复验了驾驶员的驾驶技术,并建立了车辆登记卡片,对机动车辆进行经常性检查。

机动车辆的管理是银川市交通管理的一个重点。市公安局交警队要求各车队做到车辆及时保养,保证设备安全、机件完好有效;实行逢十学习日,有计划地按地区、车型分组进行驾驶员培训,组织学习各项规章制度和安全运行措施,并定期测验,增强了驾驶员对交通安全工作的认识。1969年3月28日,市公安局发布了《关于市内车辆通行的规定》。1973年又发布了《关于机动车、畜力车、自行车违章处理暂行规定》,纠正机动车违章1800多次、畜力车违章160多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银川市交通秩序经过大力整顿,有所好转。中共银川市委颁布了《关于交通管理的规定和各种车辆违章的处理规定》,改造和调整市内行车路线,控制入城车辆,增设停车场。1983年,交警大队举办了两期各单位管车干部和驾驶员骨干轮训班,分批参加义务执勤,并分期到管区交通中队参加为期7天的学习。1984年7月,银川市公安局会同有关部门发布了《关于控制机动车辆噪声的通知》,规定凡进入市区机动车辆严禁鸣高音、怪音、气喇叭。所有机动车辆所安装的喇叭,必须发音正常,声级稳定,距离车体两米处的声级不得高于105分贝。城区解放西街和新城区怀远路、朔方路等处禁止一切机动车辆鸣按喇叭。

近几年来,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从事个体交通运输的车辆逐年增加,私人车辆驾驶员技术低、业务素质差,违章驾驶造成的交通事故不断增加。为此,市局交警大队在大力宣传交通法规和交通安全的同时,加强对私车的管理,对驾驶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并增设停车场,开辟新线路,采取各种措施减少交通事故。

1985年2月,市公安局改革车辆管理工作,对车辆采取分类管理,放宽车辆入户手续,改停车审验为登门审验。各中队实行点面结合,在各主要干道上进行经常性的昼夜检查,加强了对无照驾车、超重行车和酒后驾车的管理和查处。

三、消防管理

(一)机  构

1950年5月,银川市公安局设立了交通消防队,有消防班1个,12人。1954年消防队撤销,保留消防班。1958年9月恢复消防队,有战斗班3个,并在新城增设消防班1个,增配消防车1辆。1965年5月,市公安局成立防消大队(科级),下辖2个中队共100人。消防民警实行义务兵役制。至1969年,消防战士已有120人,配备消防车10辆。

1971年,消防大队扩充为3个中队,队员发展到205人。同年,消防大队改由银川市警备区管理。1973年10月重新恢复由银川市公安局领导。1982年6月,消防大队归属武警部队,其业务仍受银川市公安局指导, 大队下设政治处、防火科、警务战训科、装备后勤科,下辖城区、新城区、郊区、永宁县、贺兰县5个中队,共有战士193人。各中队均配备消防车4辆、火警电话1部。

(二)防火救灾

建国初期,公安机关在大力整饬社会治安的同时,认真贯彻“以防为主、以消为辅”的消防政策,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性的防火宣传教育工作,普及消防知识,使火灾发生率降低20%,成灾损失减少15%~20%。

1958年,根据“全民办消防”的方针,银川市公安局对全市工厂、企业、仓库、居民院落进行了9次普遍详细的检查,在全市建立了24支义务消防队 共303人,及时增置消防设备,消除隐患283处。次年,开展了以消防安全为中心、预防火灾事故的全民性消防安全运动,自治区、市各系统组织大口领导小组41个,安全小组175个,通过反复的宣传,群众对消防安全有较深的认识,并积极参加防火活动。市郊两个公社群众制定《安全公约》1014份,增设沙箱3274个、沙袋2.08万个、水桶293只、灭火机125个。自治区、市各单位建立义务消防队110支,有义务消防队员2216名。由于宣传、训练及时,火灾事故相应减少。1974年共发生火灾事故30起,死亡1人,损失折款约2.46万元,与上年相比,火灾事故下降90.3%,损失减少50%。

1982年,银川市公安局消防部门对新建办公大楼的消防设施、档案资料部门的电器安装、机关存放的易燃易爆物品进行了检查。对重点建设工程和火灾危险性大的工程项目,逐个进行防火设计审核,提高防火效率;对高层建筑物、文物保护单位和重点建设项目进行重点检查,发现隐患记录在案,建立防火档案。在永宁、贺兰两县各设消防站1处,各配备执勤车3辆、38人。城区、新城区各增设消防站1处,配备执勤车4辆。在宁夏化工厂设消防站1处,配备执勤车3辆、38人。消防大队严格训练,进行实地演习,不断提高抢救重大火灾的能力。1985年2月22日晚8时40分,银川市工人文化宫影剧院正在放电影,前大厅顶部电器由于安装不合要求而引起火灾,市消防三中队迅速出动,扑灭了火灾,确保了文化宫和千余名观众的安全,避免了伤亡事故的发生。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银川市公安局结合银川市实际情况,建立了消防安全承包责任制和奖惩制度,各级消防部门严格按照分级管理制度,与防火单位签订消防承包合同。随着规章制度的日趋健全、严格的消防监督和依法科学管理,消防安全工作情况有所好转,并保持持续稳定状态。

 

 

第二章  人民检察

 

第一节  机  构

 

1929年宁夏省建立,在省城设检察厅。1947年银川市政府成立,检察业务归省会警察局代管。

1951年5月,银川市人民检察署建立,7月开始办公,编制为8人,内部未设业务机构,所有干部均由检察长直接分派工作。1954年12月20日改检察署为人民检察院,编制5人。1956年检察院内设三组:一般监督、侦查组为第一组,侦查监督、审判监督、监所劳改监督组为第二组,秘书组为第三组。1967年2月检察机关实行军事管制,次年11月,检察院撤销。1972年6月,银川市革命委员会保卫部虽下设检察组,但未开展工作,1973年4月,予以撤销。

1978年7月,重建银川市人民检察院和永宁县、贺兰县检察院,并新建了城区、新城区、郊区检察院,于1979年2月正式办公。11月,市检察院设立刑事检察科、法纪检察科、监所检察科、经济检察科和办公室。1980年11月,成立银川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12月增设信访科,后改为控告申诉检察科。1984年4月,新设调查研究室,后改为研究室。1985年8月,增设科级驻自治区监狱、少管所检察组(也称驻厂检察组)。9月,设技术装备科。至此,银川市人民检察院下设办公室、研究室、驻厂检察组、刑事检察科、法纪检察科、监所检察科、经济检察科、控告检察科、技术装备科,编制63人。

先后在银川地区的其他检察机关有:

宁夏省人民检察署1950年7月建立,与宁夏省办公厅合署办公,内设一、二业务处和办公室,1954年9月撤销。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银川分院1954年9月成立,所辖中宁、中卫、宁朔、金积、吴忠、永宁、银川、贺兰、平罗、惠农、陶乐等11个县市的检察院。银川分院下设一、二、三业务科和办公室,1958年9月撤销。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1958年9月成立,内设一、二、三、四业务处和办公室,共有干部19人。1967年撤销。1978年8月重建,设刑事检察处、法纪检察处、监所检察处、经济检察处、控告申诉检察处、人事处、技术装备处、办公室、研究室等处室,共有干警84人。

宁夏军区军事检察院始建于1962年3月,内部未设机构。1970年3月撤销。1979年12月重建,内部未设机构。1985年12月改为兰州军区驻宁夏军事检察院,编制为4人。

银川铁路运输检察院建于1982年5月,内设刑事检察科、法纪检察科、监所检察科、控告申诉检察科,干警编制27人。

 

第二节  刑事检察

 

建国初期,银川市批捕、起诉犯人均由公安机关负责。1954年9月《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颁布后,此项业务移交检察院,从此,以侦察监督和审判监督为中心的刑事检察工作全面展开。

一、审查批捕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规定,公安机关要求逮捕犯的时候,必须经检察院批准。检察机关对于批准逮捕的要填写《逮捕决定书》;对于不批准逮捕的,说明不批准逮捕的理由,填写《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对于要补充侦查的,提出意见,填写《补充侦查意见书》。1956年后,办理审查批捕案件的程序和制度是专人阅卷,集体讨论,检察长审批,党委批准。

1958年实行“一员代三员”、“一长代三长”(检察员一人承担检察、侦查、审判任务)、“一杆子插到底”(从立案、侦查、起诉到判刑均由检察院完成)的办案方法,审查批捕职权被取消。1960年9月10日至10月30日,银川市开展的所谓反坏人坏事运动,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共逮捕1045人。逮捕人由基层上报,市委领导分头负责决定,取消了侦查、预审、批捕、起诉、审判等程序,检察院只补办法律手续,因而造成冤假错案达90%以上。

1961年,恢复了检察机关批捕、起诉、出庭公诉和其他业务工作,市检察院干部携卷深入基层,依靠群众办案,使批捕案件大幅度下降:1964年比1963年下降61.6%,1965年比1964年下降30.4%,1966年又比1965年下降30%。

1978年恢复检察工作,受理批捕案件由专人阅卷、集体讨论、检察长决定,重大疑难案件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1979年11月,以打击现行犯罪、整顿社会治安为中心开展了审查批捕工作,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纵火犯以及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1979~1982年批捕的五类重大案犯占全部批捕人犯的40.36%。1983年8月以来,对杀人、流氓、强奸、抢劫、重大盗窃、爆炸和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七类重大刑事犯罪分子进行了依法从重从快批捕。据统计,1983~1985年,批准的“七类”案犯占全部批捕案犯的57.74%。在批捕过程中,注意深挖余罪漏犯,保证办案质量,仅1983年就追捕公安机关漏捕人犯115人。

二、审查起诉

1955年,依照中央“凡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人犯,侦查终结后,需起诉的,应依法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起诉或不起诉”的指示,银川市人民检察院开始担负审查起诉任务,检察员参与预审活动,听取预审终结汇报研究会,熟悉案情,审查法律手续和起诉意见书,作出起诉、免予起诉或不予起诉的决定,或提出补充侦查的意见。1957年又实行了对每个起诉案件告知审查终结与被告人见面的制度。1955~1957年共受理公安机关移送的审查批捕案件383件,起诉320件,免予起诉29件,不起诉46件,退回公安机关补侦6件。

1964年,贯彻中央关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办案的方针,受理起诉案件率直线下降,1964年比1963年下降60%,1966年比1965年下降40.1%。

自1980年起,检察机关逐步实行了一般案件个人承办、集体讨论、主管检察长决定,重大疑难案件个人阅卷、集体讨论、检察委员会决定的办案制度。

三、出庭公诉

1954年9月,银川市人民检察院开始试行自侦案件的出庭公诉工作,出庭包括出席预备庭和公判庭,对自侦案件全部出席预备庭和公判庭;对审查起诉的案件主要是出庭危害中心工作的案件和重大刑事案件。1956~1957年,把出席预备庭当做出庭支持公诉的程序,凡参加公判庭的案件,事先均参加预备庭,有些案件则只参加预备庭而不参加公判庭。1956年,市检察院出席预备庭22案次,出席公判庭11案次,出席公判庭的案件占全年起诉案件的10.9%。1957年达到92.2%。1958年后预备庭对审判案件已无实际意义,故停止出庭工作而采取“三员”联合办案,直至1961年。

1961年下半年,出庭工作恢复,出庭的重点是重大现行破坏案件、有教育意义的案件和法院公开审判的案件。

1979年后,刑事检察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出庭支持公诉方面。对于法院开庭审理的公诉案件,由检察长(员)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公诉人在法庭上的职责是宣读起诉书、参与法庭调查、发表公诉词、参加辩论等活动。

由于检察干部增加,新手多,业务生疏,银川市人民检察院采取以老带新、典型试范等方法,使出庭公诉工作由重点出庭转为全面出庭。1979~1985年,年平均出庭率为95.33%,发表公诉词累计145篇,较好地发挥了检察机关出庭支持公诉的职能作用。

四、侦查监督

依照现行法律规定,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从立案侦查、侦查终结到移送起诉前的整个侦查活动都要实行监督,以防止和纠正错捕、漏捕、错诉、漏诉、定性不准等情况和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1950~1955年,市检察机关基本上没有开展侦查监督业务。

1956年,市检察机关参与公安机关逮捕人犯3次,补充侦查3次,参与预审活动36次,参与预审终结案件汇报研究会16次。1957年7月“反右”斗争开始,认为检察机关干预过多,“束缚了侦查人员的手脚”,检察机关从此回避侦查监督。

1979年检察机关重建后,在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实行监督中,主要是注意了防错防漏。1979~1985年,检察机关追捕了属于公安机关漏报的犯罪分子占同期批捕人犯总数的5.73%;追诉公安机关漏送起诉的人犯占同期起诉人犯数的0.11%;因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查或建议公安机关撤回的占审查批捕总数的0.72%;对不构成犯罪,决定不起诉的占审查起诉总数的0.13%;对虽已构成犯罪但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免予起诉的占审查总数的0.63%;对犯罪事实不清,退回或建议公安机关撤回起诉的占审查总数的1.86%。

五、审判监督

人民检察院的审判监督包括对庭审活动是否合法的监督和对错误判决的抗诉。这项业务早在50年代就已开始,但并未真正行使权力。1979年,审判监督重点放在有无严重违法行为,以及错判、漏判和量刑畸轻畸重等判决方面。据统计,1979~1985年,检察机关依法向法院提出抗诉案21件,法院改判9件,占抗诉案件42%;维持原判12件,占抗诉案件的58%。

 

第三节  经济检察

 

人民检察机关自建立之日起,就一直承担着经济检察业务,自行侦查,办理经济犯罪案件。50~60年代,检察机关多依靠发案单位党组织查处经济犯罪案件。

检察机关成立初期,主要办理国家公务人员贪污案件。随着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办案范围逐步扩大为侦查破坏国家经济建设、资本家的“五毒”行为、贪污盗窃国家财产及侵犯集体或个人财产等案件。办案主要依靠发案单位调查核实材料,检察干部给予必要的指导,大案难案则由检察机关直接调查。在“三反”运动中,银川市检察署收到群众检举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不法奸商以及政治嫌疑材料244件,经查证核实起诉法办了贪污等经济犯罪分子18人、不法奸商16人。1951~1954年,市检察署共处理经济案件80件。

1957年,经济检察工作重点是打击国家机关、工厂、企事业单位和合作社内部职工贪污盗窃国家、集体财产的犯罪行为。办理党政领导指定侦查的经济案件。一般案件实行个人包干责任制,重大案件实行集体研究讨论制。对一个时期违法犯罪发生较为突出的案件集中力量给予打击,并配合党的纪律检查部门深入基层进行查处。1955~1957年,共处理贪污案21件,盗窃案2件,偷税、抗税案2件。

1958年“大跃进”后,各种政治活动频繁,检察机关经济检察的业务范围缩小,主要办理运动中贪污、侵吞公共财产的经济案件。

1958年自治区成立,城市人口陡增,一些不法分子及犯罪分子乘机伪造票证、盗窃粮票等,进行黑市交易,破坏社会秩序,贪污、投机倒把案件逐年上升。1958~1961年,检察机关共审理此类经济案件165起,其中贪污千元以上的大案占30%。对此,银川市检察院向市委和市政法组提出了认真审查财务干部,加强对现金、粮食的管理、控制工作,建立健全财务制度,认真按时检查账目和收支情况,严防贪污、浪费的发生,克服官僚主义等改进措施,使社会秩序有所好转。

1962年后由于人手不足,市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明显减少,除办好党委和上级检察院交办的案件外,自侦工作不再作为主要业务,成为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辅助手段。

1978年银川市检察院重建后,经济检察主要针对贪污案、行贿受贿案、玩忽职守案、重大责任事故案、偷税案、盗伐滥伐森林案等经济犯罪案件。

随着国家经济政策放宽,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城市进行经济改革,城乡经济领域里犯罪案件增多。在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战役中,检察机关采取定人员、定案件、定时间的“三定”责任制,集中力量重点办理大案要案。1982年,市、区两级检察机关共抽出58名干警投入了打击经济犯罪工作,占全市检察业务干部的45%;受案数比上年增长315.38%,立案数比上年增长285.71%,其中包括首次办理万元以上大案4件,给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比上年增长324.24%。

1984年,检察机关贯彻经济检察工作服从和服务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方针,以机关、企事业单位为重点,以大要案为主攻方向,集中兵力、统一指挥、严密计划、重点突破、连续作战、确定专人、限期结案。受案、立案、破案、挽回经济损失等四项经济检察指标均创重建以来的最高水平。1985年检察机关受理各类经济案件比1984年增长45.65%,立卷比1984年增长4.17%。全市的经济检察干部也由原来的30余人增加到55人。

 

第四节  法纪检察

 

一、一般监督

1954年,根据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地方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是否合法实行监督。这项工作,在检察业务上称为一般监督。

银川市检察署结合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斗争,配合有关部门对市级较大的财经、企事业部门的重要命令、决议,政府机关公务人员的行为是否违法和群众中的重大违法事件,进行严肃处理,并向违法单位发出建议书、提请书和抗议书等法律文书;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即移交侦查人员处理。1955~1957年共发现违法案件136起,检查违法案件51起,纠正违法案件31起。

1957年7月“整风反右”运动开始,一般监督工作遭到批判,当年下半年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只作为一种法律武器备而待用,不久便取消了一般监督业务。

二、检察通讯员

1952年9月,为广泛联系、发动群众,市检察署在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有重点地开展了检察通讯员工作,检察通讯员由单位领导推荐,本人同意,群众讨论,经检察署审查批准,发给聘请书。

检察通讯员每月向检察院汇报反映一次。1957年检察通讯员发展到66人,检举揭发的问题共计28件,其中检举破坏工业生产案1件、违反生产纪律案5件、捆绑打骂群众案4件、贪污渎职案4件、盗窃案5件、奸淫妇女案2件、农业社经济手续不清案1件、民事纠纷案1件、其他5件。

自1952年设立检察通讯员制度到1957年,检察通讯员共反映问题134件。1957年“反右”运动后,检察通讯员制度废止。

三、法纪检察

初期的法纪检察主要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办理违法乱纪侵犯人权案件、损害公共财产和破坏经济建设案件、贪污案件、破坏土改和土改中的违法案件。不久,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严肃处理了因官僚主义和违章作业造成的3人死亡、重伤2人的3起施工重大事故。1953年市检察署办理法纪案件15件,其中贪污盗窃案3件、侵犯人权案6件、欺诈案1件、失职案3件、危害经济建设案2件。

1979年,市检察机关明确规定法纪检察部门管理的案件范围为刑讯逼供案,诬告陷害案,破坏选举案,非法拘留案,非法管制、搜查案,报复陷害案,侵犯通信自由案,泄漏国家机密案,枉法追诉、裁判案,重大责任事故案,玩忽职守案以及检察院认为需要直接受理的其他案件。

法纪检察机关与纪律检查部门密切联系,结合平反冤假错案,着重查处已经构成犯罪的违法乱纪案件,特别是影响大、危害深的法纪案件。1979年10月,市检察院协助新城区检察院办理了宁夏财经学校代理校长崔毅枫、教务科副科长孙元等人对该校学生贾德锴非法搜查、非法剥夺自由,致贾身心受创、触电自杀一案。1984年,城区检察院审理了郭远庭诬告陷害一案,被告郭远庭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8年,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

1979~1985年,检察机关办理法纪案件32件,其中刑讯逼供案2件、诬告陷害案4件、破坏选举案2件、非法拘留案4件、非法管制案2件、玩忽职守案12件、重大责任事故案2件、其他4件。

 

第五节  监所检察

 

监所检察工作,主要是检察关押人犯是否合法,狱政管理是否健全,看守人员有无违法行为,劳改政策是否落实,以及在押犯的改造情况。“文化大革命”前,银川市没有专设监所检察机构,也无专职人员,只是在需要检察时,抽调检察干部进行工作。

1979年,银川市人民检察院设立监所检察科,向监管场所派驻专职或兼职检察干部,专司其职。

一、对看守所的检察

1954年以前,检察机关协同公安、法院对看守所采取不定期的工作检查,看守所干部普遍有单纯强制劳动改造,忽视思想教育的思想,无证收押、辱骂、体罚、虐待人犯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1955年初,试行正规法制,规定检察机关每季度会同公安、法院对看守所检察一次,检察的范围是:收押、释放人犯是否合法;狱政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看守人员有无违法行为;是否执行“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政策,以及人犯守法和改造情况。1955~1966年,平均每年对看守所系统全面检察4次。

1979年,市检察院成立监所检察科,使检察看守所工作走上经常化和制度化,并扩大业务范围,主要是:检察看守所羁押人犯是否经过人民法院决定逮捕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拘留人犯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收押人犯是否有《逮捕证》、《拘留证》或其他法定文书、证件;监所管理人员对在押人犯有无打骂、体罚等违法行为;监管设施和制度是否严密和健全;在押人犯是否遵守监规接受教育;对在押人犯是否依法实行分管分押,在押人犯中不批准逮捕、不起诉、免予起诉以及经公安机关撤案或法院判决无罪,免予刑事处分的人是否依法及时予以释放;对在押未决犯的保外就医或其他监外执行措施是否合法得当;被羁押的人犯中有无超过侦查、起诉、审判等法定时限的;判定或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对应当解送劳改单位执行刑罚的犯人,是否依法及时解送。

1979年初,银川市看守所狱政管理混乱,打骂体罚、以拘代侦、以拘代罚和久押不决现象严重。在120名逮捕人犯中,关押1年以上的有42人,占35%;拘留的109人,均超过法定期限,时间最长达5年。对此市公检法机关派员认真清理,到年底,229名在押人员减少到56人。同时,市检察院积极协助市看守所对在押人犯进行认罪服法、悔过自新的法制教育,遵纪守法的思想改造教育,讲出路讲前途的形势政策教育。仅1981年,市院监所检察干部对人犯进行法制宣传教育38次,开人犯会12次。对人犯个别谈话教育60人次,全年受教育的人犯共3255人次。

1980~1985年,市检察院协助有关单位办理市看守所在押人犯中又犯罪案件6案16人,其中市检察院直接起诉2案8人;纠正超羁押时限34案58人,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7份,书面和口头建议34份。

二、对劳改场所的检察

1957年5月,市检察院承担了对银新劳改农场的检察工作,采取“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相结合”、“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阶级斗争与人道主义相结合”的方针,检察犯人接受劳动改造、认罪服法情况;对犯人重新犯罪进行侦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审查处理犯人申诉案件;检察劳改单位在改造犯人中执行政策、法律方面的情况。1958年进行了11次系统的检察,共查出犯人抗拒改造和又犯罪案件51件75人,占当年全部在押犯人的12.21%,市检察院对其中构成犯罪的36件55人予以起诉法办,15件作了其他处理。有80%以上的犯人认罪服法,接受改造,犯人又犯罪率逐年下降,1958年55起,1960年16起,到1963年仅发生2起。

1979年,银新劳改农场改为自治区监狱,由自治区检察院担负检察工作。1982年移交城区检察院负责。1985年8月,市检察院接管了自治区监狱和自治区少年管教所的检察业务,受理被监管人员又犯罪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出庭支持公诉的案件;受理犯人及其家属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申诉案件;受理犯人及其家属对监所干警违法行为的控告;对监管单位的活动实行监督;自行侦查、起诉监管场所干警严重违法乱纪的犯罪案件。1982~1985年,共受理犯人又犯罪案件87起,依法起诉又犯罪犯65人,对其中3名罪大恶极的案犯处以极刑。又犯罪案犯由1983年的28人减少到1985年3人。

1983年6月,自治区少管所从灵武县迁到银川市,由于教育和打击脱节,赏罚不明,管理制度混乱,少犯、少管人员逃跑现象比较严重,有时竟在一天之内逃跑20人次。对此,监所检察部门在绳之以法的同时,建议少管所重新配备和加强了门卫值班和夜间巡逻人员,统一管理。1983年少管所逃跑人员占全部监管人员的50.5%,到1985年下降为3%,基本上刹住了“逃跑风”。

三、社会改造检察工作

从1959年开始,银川市检察院开展了社会改造检察工作,对社会上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接受改造的情况实行检察,同时,纠正社会改造工作中放松监督改造,或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讲政策、违反法制的现象。1962年检察机关对社会上的716名“四类”分子进行评审,表现好的201名,占28.07%,比1961年上升了0.43%;表现一般的334名,占46.65%,比1961年上升5.78%;表现不好的181名,占25.28%,比1961年下降了10.41%。粉碎“四人帮”后,这一历史遗留问题逐步得到解决,社会改造检察工作也逐渐终止。

四、劳教检察

1962年,银川市检察院承担了西湖劳教农场的业务检察,不定期地检察劳教决定是否合法、法律文书是否齐全以及劳教委员会执行政策、法律情况。初期,检察的方法仅限于审查劳教委员会呈送的劳动教育决定书。1984年后,改进工作方式,与劳教委员会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制度,积极查处劳教人员的申诉,澄清问题,及时解决,并对保外执行、保外就医的劳教人员的执行情况进行检察。

第六节  控告申诉检察

 

一、信访检察

人民来信来访工作始于1951年。1951年10月,市区内设置5个意见箱,次年3月改为控告箱。半年内,共收到群众检举、控告等材料112件,其中检举反革命行为15件,贪污、违法乱纪41件,贩卖烟毒22件,奸淫及妨害婚姻家庭16件,其他问题18件。1952年市人民检察署设立接待室,干部轮流值班,接待来访群众,处理控告、申诉信件。1965年,市人民检察院确定1名干部兼职接待和处理来信来访,逐步健全了登记、自办、转办、催办、检查等制度,随到随办,随来随见,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口头答复、函复、转有关部门处理或自行查询处理。1951~1957年,共受理信访案件1299件,其中自办224件、转办870件、其他处理205件。

1957年“反右”运动和1958年大跃进,信访工作一度削弱,1959年受理案件64件,1960年仅受理案件32件。1960年反坏人坏事运动中,申诉案件增多,市检察院于1961年设专职信访干部司理其职,自办案件率有所提高。1958~1966年,市检察院共受理来信来访案件1166件,其中自办案件496件、转办案件326件、驳回和存查案件36件。1961~1966年,年平均自办案件率达50%。

1979年后,信访工作受到重视,各级检察院相继设置信访科,随后改为控告申诉检察科。办案范围明确为:不服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不起诉及免予起诉决定,虽经复查驳回,仍有错误可能的再申诉案件;刑满释放人员不服人民法院判决、裁定,虽经复查驳回,仍有错误可能的再申诉案件;矛盾可能激化的控告、申诉案件;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部分需要定案前调查的控告案件及部分需要初步调查的申诉案件;上级机关和检察长交办的案件;对于控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民构成犯罪的,根据案件管辖范围,应由检察机关处理的案件。1979~1980年市检察院受理来信来访3633件(次),比“文化大革命”前受理信访案件的总数还多1168件(次)(见表15-2-4)。对10年动乱遗留下来的群众信访及信访老户基本上作了清理,1980~1981年,先后调查处理了6个案件。

二、案件复查

1955年,为确保办案质量,银川市检察院采取“一季一复查”和重点复查与经常性复查相结合的做法。1956年4月、6月、8月,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清查,以查错捕、错判和清理在押未决犯为主,查出冤案占检察总数的3.5%,不应捕而捕了的占检察总数的4.73%,可捕可不捕而捕了的占检察总数的2.5%。

1961年4月,由公检法干部组成的复查案件小组,对1960年“反坏人坏事”运动中捕判的案件和1958年以后的申诉案件进行全面复查。至1962年4月,对1131件案件进行初步复查,原捕判正确的占33.8%,可捕可不捕、可判可不判的占10.5%,冤案占10.8%,错案占25.9%,处理偏重的占18.6%,处理偏轻的占0.15%,解回原籍的占0.15%。因冤假错案甚多,复查机构几经更替,此项工作前后持续了20年,绝大部分均已作了平反纠正。

1979年,市检察院协同公安、法院,认真贯彻党中央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的指示,复查申诉案件,对75件“三类”案件予以纠正,对37件冤假错案予以平反,使一些长期受极左路线迫害的干部、群众获得新生。

 

第七节  综合治理

 

1979年检察机构恢复后,在依法行使检察权的同时,积极探索和开展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工作,深入机关、学校、街道、企事业单位进行法制宣传,对免诉和监外执行人员回访和考察,结合办案开展检察建议,堵塞漏洞,防患于未然,扩大了办案的社会效果。

一、法制宣传

法制宣传工作是人民检察院的主要工作之一,1979年银川市人民检察院开始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各级检察机关编写宣传提纲,印发给有关单位的政工、保卫部门;派出宣传小组深入到有关单位进行专题讲座;利用橱窗、专栏、报刊、电台、报告会向广大群众宣传法制。据统计,1979~1985年,检察干部向有关单位或部门作法制报告165场次,受教育的干部和群众达10万余人,举办法制宣传栏15期,向报刊、电台投递稿件98篇,被采用52篇,开展法律咨询5场次,印发宣传材料万余册。

二、对免诉人员和监外执行罪犯的回访与考察

检察机关坚持每半年对作出免予起诉处理的人员进行回访,采取“三见面”的方法,对症下药,创造条件促其转变,对于重新犯罪的则坚决予以批捕、起诉。“三见面”即首先请单位领导介绍免诉人员的现实表现及帮教措施落实情况;其次是和家长见面,了解免诉人员在家表现,提出要求,落实管教办法;第三是和免诉人员见面,让其汇报劳动、工作和遵纪守法情况,并根据个人的不同情况,提出意见,帮助他们进一步树立悔过自新的信心。凡表现好的,即可建议所在单位解除帮教。

1982年上半年和1985年上半年,市检察院监所检察科两次组织监所检察干部对监外执行罪犯的管理和改造情况进行全面考察,主要考察监外执行、缓刑、假释、管制的罪犯是否符合法定条件;有无监改、监督和考察组织,监管措施是否落实;是否执行党的监管方针、政策。检察干部通过考察教育促使监外执行罪犯改造。1980~1984年,全市有监外执行罪犯131名,管制分子44名。其中认罪服法、接受改造、表现好的47人,占26.86%;表现一般,未发现有违法行为的103人,占58.86%;表现不好和有重新犯罪行为的25人,占14.25%。

三、检察建议

银川市检察建议工作始于1984年,一是在办案中发现发案单位各项规章制度不健全,存在漏洞或隐患,及时建议该单位尽快建立健全制度;二是对所有办案之中涉及的一些不构成犯罪,但有明显违法乱纪行为的人,建议所在单位给予党纪政纪处理,或发出检察建议以引起有关单位的注意。1984~1985年,市、区检察院共提出各类检察建议119次,其中书面建议35次、口头建议84次,大都收到一定效果。

 

 

第三章  人民法院

 

第一节  机  构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人民法院的任务是审判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和经济纠纷案件。其审判案件采取合议制,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两级终审制(诉讼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审判即告终结的制度)。

一、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1949年9月23日,银川市军管会接管了贺宁地方法院,同年11月1日成立了银川市人民法院,原贺宁法院旧司法人员9人全部录用,并配备了推事(即受审判长命令实施审判任务的审判人员)。法院下设秘书室、检察处、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看守所,管辖永宁县、贺兰县、宁朔县的初审刑事、民事案件。1950年机构精简,调出部分旧司法人员,补充了新人员,明确了审判与行政工作的分工。1951年10月为配合党的“土地改革”运动,成立了土改人民法庭,并设两个分庭,12月,法院设立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执行室。1952年2月29日,土改人民法院撤销。3月,成立了“三反”、“五反”人民法庭,7月该法庭撤销。1953年2月,成立婚姻法庭。1953年10月,银川市第一期普选工作开始,成立普选法庭,12月撤销。1954年经司法改革,市人民法院由原来36名干警,缩编为16人,还建立了党小组、党支部。同年4月,在郊区成立2个巡回审判站,5月新城镇人民法庭成立。1964年9月,改秘书室为秘书科,增设人民群众来信来访接待室。1967~1972年期间,法院审判权由公安机关代替。1973年1月成立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3月成立了银川市城区人民法院、银川市新城区人民法院、银川市郊区人民法院,归属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导。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设办公室、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编制21人。1979年11月,增设刑事第二审判庭、经济审判庭。1980年永宁县人民法院、贺兰县人民法院业务归属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领导。1984年4月,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增设政策研究室、执行室。1985年9月成立全国法院干部法律业余大学银川分部。1985年,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三区两县人民法院共有干警254人,占全市人口万分之1.4,机构日趋健全。

二、基层人民法院

(一)银川市城区人民法院

1973年3月成立,内设办公室、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

 (二)银川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1973年3月成立,内设办公室、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派出法庭。派出法庭是1985年3月设置的西夏人民法庭,辖4个办事处。

 (三)银川市郊区人民法院

1973年3月成立,内设办公室、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和派出法庭。派出法庭有掌政人民法庭、芦花人民法庭,建于1985年,两庭均设置3人,掌政人民法庭辖区范围是通贵乡、永固乡、掌政乡、大新乡,芦花人民法庭辖区围是银新乡和芦花乡。

(四)永宁县人民法院

始建于1949年12月,内设办公室、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和派出法庭。派出法庭有李俊人民法庭和望远人民法庭。李俊人民法庭成立于1983年3月,编制3人,辖区范围是李俊镇、仁存乡、自治区农垦局玉泉营农场、黄羊滩农场、永宁县机械化林场。望远人民法庭成立于1985年8月,编制2人,辖区范围是望远乡、通桥乡、胜利乡。

 (五)贺兰县人民法院

建于1950年1月,内设办公室、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和派出法庭。派出法庭有立岗人民法庭和暖泉人民法庭。立岗人民法庭原名立岗审判站,成立于1955年1月,后经几建几撤,1980年4月正式恢复,辖区范围是立岗镇、通义乡、四十里店乡、京星农牧场。暖泉人民法庭成立于1980年4月,辖区范围是洪广镇、常信乡、金山乡、暖泉农场、暖泉火车站。

第二节  人民法院在各个时期的主要工作

 

银川市两级人民法院依法按照法庭准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合议庭评议、宣判等审判程序,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合议、陪审、辩护、回避等各项制度,围绕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充分发挥国家审判机关的职能作用。36年来,共审理各类案件3.31万件,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72.35万件(人)次。仅1949~1954年就办理各类案件5765件,平均每年办案1133件,保证建国初期国家各项事业的迅速发展。

一、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一)镇压反革命

1950年4月银川市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经过广泛发动群众,召开检举揭发大会,匪首及反革命分子相继落网,1951年10月运动结束,共判处反革命分子85人,其中判处死刑18人,判处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67人。对协从者予以教育释放。

1955年5月,银川市开始第二次镇压反革命运动。银川市人民法院首先在院内进行肃反,确定肃反对象3人。年内共受理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案5件,破坏农业生产案12件。

1956年,对1955年1月至1956年9月所处理的反革命案件进行了复查,查出有问题的案件30件,占复查案件的7.48%。

 (二)土地改革运动

1951年10月至1952年2月,银川市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银川市人民法院成立了土改人民法庭,在郊区成立了土改人民法庭分庭,共审查确定地主成份230名,打击恶霸地主21名、不法分子14名、反革命及其他破坏土改的分子19名,收押人犯53人,其中1人判处死刑。

 (三)“三反、五反”运动

1952年1月,银川市在共产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市法院36名干部中发现有问题的31人。同年3月,开始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市法院设立了“三反”、“五反”人民法庭,同年7月结束。运动中受理贪污金额达44.86万元(旧币),判处1年以上有期徒刑6人,查处“五反”案件43件,判处6年以下有期徒刑8人。

 (四)婚姻法贯彻宣传运动

1950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银川市人民法院抽调干部7人组成办公室,抽调4人组成婚姻法庭,积极宣传贯彻《婚姻法》,宣传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反对包办买卖婚姻。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大量的离婚案件,保障了妇女的合法权益。仅1953年的一个月内,人民法院共受理离婚案件304件,审结296件。

 (五)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运动

1953年12月26日,银川市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市法院抽调13名干部组成三个巡回法庭,配合公安、检察机关处理破坏统购统销的不法分子。1954年3月运动结束,共受理案件11件,经审理给予当庭批评教育8人,交群众管制1人,关押教育1人,转有关部门处理4人。

为保障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深入发展,1954年4月市人民法院在郊区成立两个巡回审判站,以固定干部、固定审期、固定代收案件的办法及时处理案件。1954年受理案件31件,1955年受理案件24件。

 (六)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

1957年5月银川市人民法院开始整风运动,共贴大字报115张,召开会议99次,提出意见965条。运动于1958年7月5日结束。

1957年8月,银川市进行反右派斗争,市人民法院全体干警进入银川市砖瓦厂支援反右派斗争,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斗争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跃进”高潮,银川市人民法院运用法庭审判和群众揭发、检举、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参与审判活动。1958~1960年中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2844件,民事案件3418件,1958年收案数较1957年增加60.87%,结案率提高54.91%。1960年受理各类刑事案件1496件、民事案件582件,结案率提高50.13%;刑事案件与1959年相比上升28.16%,民事案件上升17.4%,其中反革命案件437件,较1959年上升364.51%,贪污案件146件,较1959年上升508.33%,盗窃案件249件,较1959年上升204%。

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1960年3月,宁夏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在全自治区开展所谓的打击“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破坏活动的运动(简称“双反”运动)。银川市在运动中共处理各类所谓“反、坏分子”1927人,其中捕判1227人、管制208人、劳动教养433人、集中审查59人。年底,市人民法院清理审判共930人,其中判处徒刑643人,徒刑改判管制144人,改判为劳动教养93人,教育释放交群众监督劳动18人。由于运动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中,死亡30人,被迫逃亡2人,清理人数占逮捕人数70.9%。1961年,市院对这次运动中的刑事案件进行全面的复查平反。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7年银川市人民法院瘫痪,有的干部被批斗,有的下放劳动。法制遭践踏,不按法律程序办案,靠口供定案,剥夺当事人的上诉权、辩护权,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10年中,银川市共审理各类刑事案件1143件,其中反革命案件186件,占总案件的16.3%,冤错率达91%;在判处死刑的35件45人中,反革命罪28人,错杀24人,占判处死刑人数的85.7%。普通刑事案件冤错率达18.3%,错杀率达85.7%。

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1976年10月至1978年,银川市政法工作开始拨乱反正。1979年后,国家颁布了新的法律条文,银川市建立了刑事第二审判庭,专审申诉案件,进行法律监督。

1978年后,两级人民法院全面复查纠正“文革”中判处的186件235人的反革命案件。在审结的178件232人中,维持原判21件29人,占178案的11.8%;宣告无罪的126件160人,占178案的70.7%;改判31件43人,占178案的17.4%。反革命案件共纠正157件203人,冤假错案率达91%。复查普通刑事案件418件498人,维持原判341件389人,占复查案件总数的81.6%;宣告无罪的16件16人,占418件的3.8%;改判51件93人,占418件的14.5%,普通刑事案件纠正77件109人,冤假错案率为18.3%。

1983年3月,银川市对起义投诚人员政策中遗留的问题进行复查落实,翻阅了50年代初至1978年所判的13112件案件的全部案卷,列出复查对象493件。1984年5月审结起义投诚人员案件239件,其中宣告无罪89件、不予追究29件、改判20件、维持原判89件、转有关部门处理3件;不属起义投诚人员的案件254件。

1983年8月18日,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统一部署下,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全面展开了依法从重从快杀一批和重判一批杀人、强奸、抢劫、流氓、重大盗窃、拐卖妇女、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分子,摧毁了一批犯罪集团。1983年8月至1985年12月共判处各类刑事案件1074件1995人,摧毁犯罪团伙250个、流氓集团35个,共判处人犯1199人。

 

第三节  刑事案件

 

1949~1985年两级人民法院共办理各类刑事案件1.13万件,占案件总数的34.18%,其中一审10764件、二审554件;共审结刑事申诉案件955件1362人,占刑事案件总数的8%。

建国初期至1954年,银川市人民法院共办理各类刑事案件1865件。1955~1967年,由于外流人员增多和三年自然灾害,犯罪率逐年上升,银川市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16741件,平均每年办案1395.1件。1968~1973年,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751件918人,其中反革命案件245件332人、普通刑事案件506件586人。这5年中案件的审判权由银川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审判组行使。

1973~1985年,市、区两级法院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7588件。1980年判处的324名人犯中,农民135人,占总人犯数的41.6%,工人91人,占总人犯数的28.1%,干部和学生21人,占总人犯数的6.5%,社会闲散人员和知识青年51人,占总人犯数的15.7%,其他26人,占总人犯数的8.02%;年龄在25岁以下的165人,占总人犯数的50.9%。1983年8月18日至1985年底,全市两级人民法院开展了为期两年半的“严打”斗争,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1221件,判处各类刑事案件1074件,占1973~1985年受理案件总数的21.07%。通过“严打”,1985年较1984年刑事案件收案率下降36%。

1949~1985年,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受理刑事案件7642件,已结案件6706件,其中反革命案件占17.22%、杀人案占1.54%、强奸案占2.59%、盗窃案占18.24%、贪污案占6.68%、伤害案占2.42%、流氓案占3.03%、妨害婚姻家庭案占6.58%、其他案件占41.7%。

 

 

第四节  民事审判

 

民事审判一般采取普通程序,通过起诉、受理、审判前的准备、诉讼保全和先行给付、开庭审理、延期审理、诉讼中止和终结几个方法。1954年后,运用特别程序审理和判决公民有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949~1985年,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逐年上升。1949年全年受理107件,到1985年达1306件,是1949年的12.2倍。1949~1985年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2.68万件,结案2.64万件,占全部案件的98.2%。

民事案件收案中,不仅婚姻家庭、继承、房屋、宅基地、损害偿赔等纠纷显著增多,而且新增加了土地、山林、水利、农具、耕畜等纠纷,并有上升趋势。在已结案件中,婚姻家庭案占结案总数的70.05%,房屋占8.13%。

 

 

第五节  经济审判

 

经济审判工作在1979年以前是由民事审判庭进行的。1979年市、区两级人民法院相继建立了经济审判庭,审理民事法律调整范围内的财产权益纠纷,有企业之间、企业与个人之间、个体户专业户与其他经济联合体之间的购销、加工承揽、工程承包、农业承包、货物运输、科技协作、借贷、财产租赁、财产保险等各种经济合同纠纷案件,并受理商标、税务、环境保护等行政案件。

1981~1985年,人民法院共受理经济纠纷案件1001件,已结案件912件,占收案总数的91.1%;在已结案件中,经调解结案的有712件,占已结案总数的65.02%。

 

第六节  二审案件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之规定,受理上诉案件和抗诉案件,进行第二审程序。

第二审程序,亦称“上诉审”,它是第二审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就第一审人民法院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进行审理。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对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或裁定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适用法律是否得当,诉讼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全面审理,并依法作出判决和裁定。对正确的判决裁定予以维持,对错误的判决裁定予以纠正。迄今,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各类刑事上诉、抗诉案件554件,各类民事上诉案件469件,经济纠纷上诉案件29件。

上诉是指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一审法院的裁判不服,要求上一级法院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而规定的一种法律制度。二审终审制上诉时限为10日。1984年,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受理二审刑事案件140件330人,年终审结129件318人,其中维持原判90件197人、改判28件86人,发回重审7件28人、撤诉4件7人、发回改判案件数占结案总数30.2%;受理二审民事案件94件,审结87件,其中维持原判37件、改判50件;受理二审经济案件16件,审结11件,其中维持原判2件、改判3件、撤诉1件、作其他处理5件。

市、区(县)两级人民法院受理“文化大革命”前和1977~1985年底判处的刑事申诉案件1367件1449人。反革命案件309件313人中,复查212件216人,其中维持原判58件60人,占27.4%;宣告无罪78件80人,占36.8%;改判76件76人,占35.8%。复查普通刑事案件753件,其中维持原判318件353人,占42%;宣告无罪26件371人,占35%;改判170件172人,占23%。

第七节  法制宣传

 

人民法院的法制宣传工作主要通过公开宣判、综合治理和司法建议等渠道进行。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及三区两县人民法院对需要审理的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坚持公开宣判制度,组织群众旁听,定期召开审判大会,扩大审判的法制教育作用。每次公审宣判大会后,即发布告或罪行介绍材料,并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讨论会,举办打击刑事、经济犯罪的展览会等,进行广泛的法制宣传,教育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法、懂法、遵法守法。1975年,银川市各级人民法院召开公判大会15次,参加群众达8万余人,出示布告1110张,发出宣传材料5000份。1983年“严打”以来,召开公判大会86次,旁听群众12万余人,出示布告80张。

银川市两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还开展了司法建议活动。犯罪分子往往利用某些机关、企事业单位在工作和制度上的漏洞,进行经济犯罪活动。两级人民法院在依法办案中,注重分析经济犯罪的特点,根据案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向有关单位提出建议,加强对干部职工的法制教育,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以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发生;并多次召开基层法院负责人会议,强调整顿调解组织,提高人民调解员的素质和作用,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由于领导重视,效果显著。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法院除了利用公开宣判、司法建议等方式扩大法制宣传外,还认真落实综合治理措施,要求干警包家庭,涌现了许多“五好”家庭。1984年7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判处的44名免予刑事处分、管制、有期徒刑拘役缓刑人员进行回访,监督其监管情况,并与被告人、单位及其家属进行座谈,宣传法律知识。

1985年,中央决定向全国人民进行普法教育,银川市两级人民法院组织干部走上街头,走向农村,利用案例联系实际进行法律咨询和宣传。1985年,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入厂矿、军队讲授法制课9次,听课群众4760余人次。

 

 

第四章  司法行政

 

第一节  机  构

 

建国初,各大区、部分省市相应设立了司法司。宁夏省设立了司法局,各市县均未设置司法行政机构。1979年以后,自治区、各市县相继成立司法机构,领导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人民调解工作和公证律师工作。

1980年5月,银川市司法局成立,编制12人,同时设立银川市法律顾问处和银川市公证处,隶属司法局。1981年12月,城区、新城区、郊区政府分别成立司法科,并任命了银川市法律顾问处律师。1982年8月司法局设立办公室。1984年5月,增设法制宣传科、调解科。1985年3月,法制宣传科改名为法制宣传教育科,银川市法律顾问处改名为银川市律师事务所,同时增设公证律师科,成立城区、新城区、郊区律师事务所及新城区、郊区公证处。

 

第二节  人民调解

 

人民调解工作,是依靠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排除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以避免由一般纠纷造成刑事案件。调解的主要形式是民间调解和群众调解。调解的原则是须得当事人双方同意,必须符合政府的政策法令。人民调解工作在司法局成立前由人民法院承担。

解放初期,各区、乡建立了由3~7人组成的调解委员会,联合各民众团体,调解民间纠纷。1954年2月,政务院颁布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通则》,人民调解工作有了法律依据,成为人民法院的有力助手。1954~1956年,全市共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126个、调解小组318个,在人民法院的具体指导下,举办调解人员训练班,全面开展工作。凡离婚案件均先由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调解无效,方可向人民法院起诉。1966年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这项工作处于瘫痪状态。1973年后逐渐恢复,至1976年,先后建立人民调解组织682个,共有调解人员3648名。

1980年,银川市司法局成立,人民调解工作由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市司法局人民调解科对全市的人民调解工作进行业务指导,负责培训乡以上调解工作人员。农村以乡为单位,城市以街道办事处为单位,配备了司法助理员,200人以上的厂矿企事业单位分别建立由5~7人组成的调解委员会,基层调解委员会下设调解小组。

1981年,全市城乡共建立人民调解组织2106个,共有调解人员4507名,调解各类纠纷达3362起。经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处理的各类民事纠纷是人民法院同期受理民事案件的3~5倍。

1982年9月,银川市召开第一次司法行政和调解组织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表彰奖励了调解工作先进集体68个、先进个人101个。1984年11月,召开了第二次司法行政系统“双先”代表会,表彰调解工作先进集体58个、先进个人116名。

1982~1985年,调解各类纠纷1.75万件,其中婚姻家庭纠纷占总调解数的20.55%、邻里纠纷占总数的5.43%、生产经营纠纷占总数的12.37%、债务纠纷占总数的2.87%、继承纠纷占总数的2.01%、损害赔偿占总数的9.64%、赡养扶养纠纷占总数的5.6%、其他纠纷占总数的41.53%。

 

第三节  律师、公证

 

1985年,银川市律师事务所和城区、新城区、郊区律师事务所有专职律师21人,兼职律师27人。1980年以来,银川市律师事务所共为884名刑事案件被告人出庭辩护,代理民事案件590件,代写法律事务文书2179件。

1980年5月成立银川市公证处,广泛宣传公证业务知识,实地办证,以证说法,积极开展公证业务。1985年,全市有公证处6个、公证员26名。1980~1985年,银川市公证处办理公证920件,其中涉外公证49件。随着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证业务开始转向以经济合同公证为主。1980年以来,全市6个公证处共办理公证2146件,其中办理经济合同公证1406件,占办证总数的70.12%。

 

第四节  法制宣传

 

法制宣传教育是司法行政部门主要工作职责之一。1980年以来,银川市及区、县司法部门印发法制宣传材料34.5万份,办黑板报2558期,办宣传橱窗167期,开展法律咨询253次,召开法制报告会7318次,举办法制展览370次,参加人数5万多人次,利用有线广播和法制宣传车571次。全市司法机关还有力地配合公检法机关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活动。1983年8月“严打”斗争开始后,在每一次大的战役中,司法机关都承担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大造声势,震慑了犯罪分子。1984年,司法部门与有关单位联合举办“严打”展览,参观群众达15万人次。

1985年,中共中央23号文件决定,争取用5年时间在全体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银川市及所辖区、县先后成立了普法领导小组,普及法律常识成为各级司法局的日常工作。目前,全市干部、中小学教师和宗教界人士、58%的工人、59%的居民、32%的农民和大部分个体工商户已基本学完了规定的内容,全市的普法教育正在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