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移研究上半部分

2018-04-19 17:49

◎序

银川地区移民历史悠久。据专家考证,早在旧石器时代,似乎已经有西方欧罗巴人东移黄河岸边的身影,因为在银川东郊的水洞沟旧石器文化遗址中,就出现有西欧莫斯特文化和欧瑞纳文化技术风格的石器产品,所以推测远古时代,自太平洋西岸至大西洋东岸或许存在一条先民交流的“黄土之路”。

    黄河银川段两岸之所以成为历史上中央政府移民的传统安置地,不仅是因为地利- -- 养育兵民,还因为这里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宋朝以前,历代王朝的都城多设在关中地区,银川平原近属京畿要地,是国门重防,系“关中屏障,河陇漂喉”,加之黄河天堑、贺兰山屏障、长城环卫和关隘、塞障、烽堠等军事设施完整,易守难攻,所以早在秦始皇时期就已经开始移民,“因河为塞”建浑怀障、神泉障扼守河防。汉代则大规模移民“河南地”(包括今宁夏北部的大河套灌溉区) ,建成“新秦中”,始筑北典农城(吕城) ,是为银川古城之前身。南北朝期间,因迁南方大量移民于此地屯种,故先后设立怀远县、怀远郡等地方政权建置。唐代,宁夏隶属于关内道,被视为京畿之地,是北方军民屯守垦殖的重要“营田”区,并建成汉延渠、唐徕渠等干渠,银川平原的经济开发空前繁荣。宋代,党项人以银川平原黄河西岸的中兴府(今银川)和黄河东岸的西平府(古灵州,在今吴忠市利通区境内)为中心,建立强大的割据政权- -- 西夏国。元朝时期,郭守敬在宁夏治理水利卓有成效,设屯田万户府、宁夏营田司、河渠司,迁随州(今湖北随县境内)、鄂州(今湖北武汉武昌)地区的“放良人民”等大批南人到宁夏屯田。明王朝时期,败北的蒙古族各部落不断南下攻扰,明朝廷为了防御蒙古人入侵,在国家的北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漫长国防线上先后设立九大军镇,史称“九边重镇”。清朝及以后,由于政治、军事、民族等形势发生了变化,大规模移民戍边的传统基本结束,但政治移民、商业移民、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移民并未终止。尤其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伊始,全国各地的大批优秀儿女,响应中央号召, 从各条战线、各个地区投入滚滚支宁大军之中,在用勤劳的双手改变银川面貌的同时,也形成了新银川包容、诚信、自强、创新的文化品格,胸有四海、信立八方、尊重规则、善待竞争的发展氛围和团结拼搏、务实创新、只争朝夕、追求卓越的创业精神。

    纵观银川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移民现象是贯穿始终的重要方面。如果说宁夏的根文化认定为黄河文化,那么它的干文化就应该是移民文化,并由它派生出回族文化、丝路文化、西夏党项文化、军旅文化等。它们构成了宁夏地方文化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在银川平原,特别是银川地区的管辖范围内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说研究银川地区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抓住了移民历史、移民文化,也就找准了切入点。

    《银川移民史研究》课题现已杀青,在正式出版之前,我应邀写了上面一些文字,是为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

                    记  徐广国

                201510

概述

 

宁夏的文明史,是伴随着移民史而展开的。在民间流传着“宁夏有天下人,天下无宁夏人”的说法,表明历史上宁夏地区是移民迁入的目的地。在宁夏境域之内,安置移民首选的理想地方当然是尽享渔盐之利、土沃水丰、宜农宜牧的银川平原。

    按确切的文字记载,银川平原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始于秦朝,其目的是移民实边。而汉武帝派卫青北击匈奴、取得河套以南肥沃富饶之地后,向银川平原的移民规模更大,除移民实边外,还有安置灾民及贫民、军事屯垦的目的,通过大规模经济开发,兴修水利,发展农牧业,把这里建成可与关中媲美的“新秦中”。到东汉时,银川平原所置北地郡已是谷稼殷实,牛马街尾”,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这一阶段的移民,结出了经济开发的丰硕成果。

    银川平原的第二次大规模移民,发生在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首先,大批匈奴族进入,随赫连夏政权的建立,先筑饮汗城,旋改建成丽子园。随后,大批鲜卑族到此驻牧,随北魏政权的建立,又移民于此,在丽子园设县、置郡,均名“怀远”,此即设在银川市区的第一批郡、县。这些移民,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带来的是颇具“羌戎之俗”的游牧文化,连贺兰山、乞伏山(贺兰山北段)之名,都源于鲜卑的部落称谓。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又曾将历下(今山东济南)一县之民迁到银川月牙湖乡一带, 并设历城郡管理。北周时,先后将江南民户两万、被俘的陈国将士两万多迁入灵州。这些内地移民,带来的是先进的农耕文化,他们“崇礼尚学”,习俗相化,以至改变了原有的“羌戎之俗”,与平原水乡地理环境构建成“塞北江南”风貌。这一阶段的移民,充分体现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

    银川平原的第三次大规模移民,为隋唐五代时期。唐太宗开明、宽厚的民族政策及带民族自治性质的羁摩州府制度,吸引众多游牧民族到银川平原定居。先有突厥降户、铁勒九姓,后有回绝、党项、吐蕃,史籍列有部族名称者,多达数十个。他们与原住的汉族共饮一河之水,同耕一方热土,其子孙被唐诗称为“六蕃子弟”,纷纷加入朔方军,为唐王朝的复兴冲锋陷阵,其中的很多人成为名臣猛将并载入史册。这一阶段的移民,展现了民族融合的巨大效应。

    西夏政权定都兴庆府,并以银川平原为腹里之地,其境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极萧关、北控大漠,和宋、辽、金相持 189年。西夏政权以党项族为主体,唐、五代已有不少部族移入,到北宋初大规模迁入银川平原, 与汉、吐蕃、鞑靼等民族共同缔造了西夏文化。而西夏文化,也是中华文明的特殊组成部分。因此,这一时期的移民,在地域文化史上有其独特性。

    元、明、清三朝,除有蒙古族、满族人成批移入外,大量信奉教的人、中亚人,或随蒙元大军入华,或因经商、文化交流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他们多数为青壮男性,后与其他华夏民族女子通婚,在元末明初形成中国的回族,其中一部分在宁夏定居下来。清代因回族反清斗争失败,朝廷在宁夏择地安置大批陕甘回族。这一阶段的移民,是银川平原回族聚落的形成时期。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宁夏的各项建设事业,以多种方式移民,包括军转农垦、调干、安置复转军人、知识青年支边、三线建设迁厂、大专院校学生分配等。实行改革开放后,商业贸易流通渠道畅通,各地商户、企业家进入银川发展,是为商业移民。宁夏自身也从贫困山区向银川平原吊庄移民,实为扶贫生态移民。这一时期的移民,以各项建设事业为中心,充实了宁夏科研层次和人才梯队。

总之,银川平原的历史,既是中华各民族的团结奋斗史,也是一部移民开发史。《银川移民史研究》的范围,涵盖整个银川平原,而重点在银川市行政区划内,即所辖三区(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两县(永宁县、贺兰县)一市(灵武市)

第一章

银川地区历史移民纪略

我们生活的地球已有约 46亿年的历史,人类大约出现于距今三四百万年前的新生代第四纪时代。在漫长艰难的岁月中,人类为了生存、繁衍,总是在不停地大范围地游走中度过。因此人口迁徙(移民)就是古今中外人类求生存的一种常见现象。

    所谓移民,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人从甲地移居于乙地的行为。历史上凡称得上移民而载入史册的一般都具有四个特性:即规模性(并非指个体和少数人的流动)、目的性(军事移民、商业移民、实边开发移民,也包括某地区或部落、宗族的大规模逃难迁徙)、时间性(改变乡籍、迁移户口、永居迁入地)、强制性(表面上也有自愿应募) ,即在官方组织下,大规模移民的基础上有官府和相关政策的保护,而从甲地平安地移往乙地, 成为入居地的开拓者和新家园的永久成员。

    但是,从本质上来看,按照“适者生存”和“优胜劣汰”的法则,人口迁徙是受到环境- -- 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综合影响的行为。随着历史上冰川的消融和洪水的退去,古人类纷纷走下山地、高原,来到谷地、平原和绿洲从事原始农牧业生产,养活自身。后来因生产力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先民们又从西部大山和西北黄土高原不断地向东方的中原和沿海地区迁徙,于是在中原大地气候宜人、土地肥沃的区域内,因地制宜地进行了农业革命。他们一代代以土地为劳动对象,采取以农耕生产方式为谋生的手段,被史书统称为农耕民族(部落) , 以后来形成的汉族为代表。同样,继续留居于西部山区和黄土高原西北地区的部落人群,他们也是因地制宜地按照当地的地理环境特点,以土地(草原)为劳动对象,以畜牧生产方式为谋生的手段,被史书统称为游牧民族。因为他们的总人口少于农耕民族,后来这部分生活在祖国周边地区的游牧民族又被称为少数民族。其实农耕民族、游牧民族是同根共源的,都有其共同的始祖,即传说中的华青和伏羲、女蜗(以龙为图腾的部落联盟)以及炎帝、黄帝,所以大家多自称是“华人”“龙的传人”或“炎黄子孙”。

 

第一节银川平原留有远古人类迁徙的模糊足迹

由于宁夏地处黄河中上游地区,北部的黄河和南部黄河支流的泾河、汝河、葫芦河和清水河的河谷,都是古人类狩猎、采集,不断寻找食源的运动线路,因此与后世的移民关系密切。学术界研究发现,从贺兰山下的银川平原到六盘山地区,从黄河两岸古灵州、古兴州大地到历代中央王朝北方门户的古原州军事要塞,移民文化或与移民文化有关的历史痕迹屡见不鲜,甚至在汉代张骞“凿空”之前就曾是远古人类迁徙交往的一条大通道。这样的事实,仅史前时代就可举出三例。

    一、水洞沟留下欧洲旧石器文化的印迹(西方先民的足迹)

    水洞沟是我国著名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位于银川市东郊和灵武市北面。它是由西方学者、传教士绍特(比利时籍)、德日进(法籍)、桑志华(法籍)、步日耶(法籍), 1923年共同发现的, 1925年他们发表了发掘调查报告。后经中国几代学者的多次发掘与研究,确认水洞沟是距今二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存,被称为“河套文化”,现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从对水洞沟遗址石制品之长石片(石叶)等代表性石器工业的研究发现,它虽具有我国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一般特征,但却更具有许多独特的表现。其中的尖状器、端刮器和某些边刮器,它们在器形和制作技术方面,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莫斯特尖状器和“新月形”边刮器以及奥瑞纳期端刮器相比,有相同与相近的表现。这说明中国的水洞沟旧石器文化与欧洲的莫斯特、奥瑞纳文化可能有着某种内在的文化关系,它或许告诉人们,早在距今二三万年以前,欧洲古人类已沿着所谓“黄土之路”和黄河来到过宁夏的水洞沟一带,留下了欧洲古人类迁徙(移民)的身影。

    二、华夏人文始祖伏羲部从三陇大地东迁中原

    中国大地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的先民们都在世居地生息、劳动、繁衍的过程中,根据各地的自然环境和本民族的历史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各自的文化,所以华夏文明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点。产生于黄河中上游的陇山文化,应该是华夏大文化源头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这一文明的代表人物就是传说中的华夏人文始祖伏羲(包括女蜗)。因为二人都是华青氏的子女,故其又被称为华族部落。这个伟大部落的发祥地就在西北黄土高原的六盘山地区,人们称之为三陇大地、大六盘山文化圈。

但是,关于伏羲和女蜗的传说故事,包括有许多文化遗存在内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等地也广为流传着。这些只能用迁徙(移民)来解释。说明以龙为图腾标志的伏羲、女蜗部落联盟,在人口增加,洪水渐退以后,不断向东(东南、东北)转移,开辟各直系的新家园,渐渐又形成了强盛的炎黄集团,并与东夷、南蛮的蛋尤部落联盟再次融合,而最终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华夏集团,并继续向东南西北四方发展。他们所到之处,都要建立几处祖先圣地,但这些都不能改变其先祖之中以龙为族徽的伏羲、女蜗部落联盟是从黄土高原、西北三陇大地发轫的最大可能。六盘山大文化圈虽与银川平原地区关系密切,但毕竟是两个地理单元, 历史文化传承系统有别,故从略。

三、尧舜时代大移民与银川平原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记录中原政府强制性组织大规模民族迁徙行动的史实发生在尧舜时代。传说尧时有四位实力强大的部落联盟酋长,他们名叫共工、兜、三苗、鲧,分别或因争夺中央权力失败,或因柴骜不驯、争霸作乱,或因工作失败、造成巨大损失等不同情况,被打成“四凶”。舜继尧位后,果断剪除“四凶”,对他们进行严厉惩处,命四人带上自己的部落,集体流放到东、南、西、北方的边远地区。“流共工于幽州(北方) ,放兜于崇山(南方) ,迁三苗于三危(西北) ,延于羽山(东方)”①。其中的三苗部落原来生活在长江中游和江淮地区,这次迁赶地是三危山,正是西北河西走廊的敦煌一带。据《后汉书·西羌传》载:“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注日:“三危,,在今沙州敦煌县东南,山有三峰,故日三危山。”②当然学术界对此亦有不同的观点。如果按此说,则今宁夏南(原州)、北(灵州)地区,正是舜流三苗这次大规模移民行动的必经之途,因为从内地到河西,不管是在什么时代,其捷径,只能是沿渭河、泾河河谷西北行,至六盘水地区,再或经兰州,或经灵州进入河西走廊,这也正是后来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故今银川平原地区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移民也发生了联系。

 

第二节银川地区移民历史的开端、高潮和低落

银川地区位于黄河上游,枕山(贺兰山)依河(黄河)。黄河,史称“河”。今银川平原段黄河,又有“北河”“上河”之称。由于历史上这里区位独特,北有贺兰山屏障,中有黄河滋润,气候宜人,水甘土沃,地势平坦, 水草丰美,是北方众多游牧部落大出大进和游猎、居牧的家园。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称呼,或日鬼方、猃犹、荤粥、北狄、北羌、犬戎、匈奴等,或统称为“西戎”。他们是北方草原文化的创造者,与中原农耕文化的创造者华族、夏族即后来的华夏族和汉族,同为伏羲、女蜗的苗裔和炎黄的子孙,只是因为所处地域的地理环境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生产方式、求生手段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习惯而已。

    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今银川平原地区的诸戎部落,他们以氏族组成方国,分居山谷,各自为政,“皆自称王”,互不统属。时银川地区大约为朐衍戎国的势力范围,其河东地区最先归属于中原王朝。据《史记·秦本纪》记载,战国周慎靓王元年即秦惠文王后元五年( 320) ,“王游至北河”。大约正是这一期间,秦国势力扩展到今银川地区,并在境内设立了宁夏北部的第一个县级政权- -- 朐衍县,包括今银川地区在内的宁夏北部基本上均为其辖境。

    一、秦始皇首次移民“河南地”

公元前 221,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 -- 秦朝。秦朝在全国设立郡、县两级行政建置进行管理,朐衍县上隶北地郡。与此同时,在强秦的北方,北胡诸部亦联合建立了强大的草原王国称匈奴汗国。不可一世的秦始皇一向以开疆拓土为己任,岂能容他人在卧榻之侧熟睡?秦始皇三十二年( 215) ,秦始皇命大将军蒙恬率 30万大军北击匈奴,占领“河南地”(今河套地区大部) ,“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滴戍以充之。”①“徙滴,实之初县。”②“迁北河、榆中三万家。”③“(秦始皇)使蒙恬将军攻胡,辟地千里,以河为境……然后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河套)。”④所谓“河南地”,通指“北河”的黄河以南地区, 地域包括今内蒙古河套和今银川平原以及陕北北部部分地区。

这次移民是从战争的第二年( 214)开始的,它既是历史上中央政府开发边疆的首创,也是宁夏北部(银川平原)移民开发的开端。不过这一时期的移民开发,仅限于银川平原的河东灌区- -- 富平县全部、朐衍县北部,还包括神泉障、浑怀障两个军事要塞,即后来的灵州地区, 尚未越过黄河(银川平原河西灌区)而进入后来的兴州地区(今银川市)

    秦朝向“河南地”一带移民,是为了“实边”,即守卫秦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境内)北部的边防。这些移民由三种成分组成:一是赶走匈奴后就地驻防参加屯垦的蒙恬部队。二是“徙滴”之人。三是贫民、灾民,这部分当为主体,占人数最多。秦朝向银川平原河东地区到底迁入了多少移民,史书没有明确记录,只是《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迁北河榆中三万家”这

么一句话,今人只好推算了。史书有蒙恬大军 30万人之数,又有设四十四县(或三十四县)之数,结合“三万家()”这三组数据进行推算:蒙恬 30 万大军有 1/3转为屯垦(计入移民身份) , 10万人;3万户移民,每户以平均 5口人计算, 15万人,合计为 25万人。在已知的 34个县中,按大县 10个约 1万人口,中县 10个约 8000人口,小县 14个约 5000人口计算, 34个县总人口约 25万人,这大约就是秦朝北方今包头、银川、兰州一线沿黄34县的人口数。《西北通史》则认为:“这次徙的是贫民……迁徙人数估计在10万口以上。”①

那么,今银川平原地区的秦朝移民应该有多少人呢?在银川平原,秦朝以前没有设县,只在平原的边缘地区(今盐池县)有一个朐衍县,是游牧部落朐衍戎的方国,它的势力范围也到了黄河西岸一带局地。秦朝在今宁夏北部沿黄河地区,只设立一个富平县,它地处银川平原,其管辖范围相当于今宁夏北部引黄灌区的大部,显然是“河南地”的一个大县(或特大县)。由于富平县的自然条件好,是当时“河南地”开发的重点地区, 当然也是移民的重点地区。该县南北还筑有黄河要塞军城神泉障、浑怀障,加之朐衍县靠近黄河地区的少部分农业人口,总数估计不会少于 2 万人。这 2万人中的绝大部分(除朐衍县少数原居民)应该都是内地移民,他们是宁夏移民之祖,开创了银川平原移民之先河。

    这些移民来自什么地方?史书也没有记载,但是对秦始皇向京都咸阳地方移民时,都是“徙天下豪富于咸阳”①的做法进行分析,移民的目的是为了分化削弱关东原诸侯国的旧势力(带有强迫性) ,照此推断,向“河南地”的移民也应是以关东的遗老遗少(富豪)为主。另外,驻屯于“河南地”的最高军事长官蒙恬是齐人(今属山东省) ,他所统帅的子弟兵和军官当以齐人为主。至于其他的穷人(灾民)、罪犯等,也应是“远徙”“流放”之人,大约以“内地”人(黄河中下游地区)为多数。

但是,秦朝命短,从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到秦二世胡亥败亡,前后不过 15年时间。其中从蒙恬攻占“河南地”次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即公元前 214)开始移民实边,到秦始皇病故(秦始皇三十七年,即公元前 210) ,秦二世政变夺位,太子扶苏和大将军蒙恬均被迫自杀止,不过四五年时间。因为“蒙恬死,诸侯叛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滴戍边者皆复去”②,匈奴人重返“河南地”,沿黄农田退为牧场,河套地区由农业经济转变为畜牧经济。

秦朝在“河南地”的移民戍边和农业开发,虽然时间短,成绩有限,而意义是巨大的:它是中国历史上中央政权开发边疆的第一次尝试,它是农业经济由内地和关中地区向黄河上游推进的一次试验,它拉开了历史上西北大开发的序幕。

二、汉朝移民高潮与“新秦中”

汉朝的边患,仍然是北方草原民族的匈奴汗国。汉初受到国内政治形势、经济条件和军事实力的制约,对于匈奴各部的侵扰无力还击,只好采取忍让的贡纳政策- --“和亲”(下嫁真假公主)、“岁奉”(送絮缯、金银、酒米)、开放关市(边贸)。其间,汉廷执行“无为而治”的国策,让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经济很快恢复发展,呈现出近四十年“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西汉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富裕,军事日强,胡汉双方综合国力发生了根本性消长变化。如何对待匈奴的威胁,朝中大臣贾谊、晃错等各有建议,其中文景两朝名臣晃错坚持主张募兵充实塞下,积极防御匈奴之攻掠,并提出了《论募民徙塞下书》的著名治边方略。

    晃错认为,匈奴人以游牧为生,史称“行国”“随畜移徙”“如飞鸟走兽”“往来转徙”“转牧行猎于塞下”。他们不时乘虚而入犯,官军救援,少则不利,多则回避,罢又复入,扰害无常;官军若不救援,边民怨愤,转而投敌,人心不稳,危害更大。同时,驻边军伍必须维持相当数量,后勤供应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为改变这种被动的现状,他提出的徙民实边对策, 在移民安边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具有首创性。首先,它不同于秦朝的移民政策,秦是以“徙滴”(滴发、滴戍)为主,“有万死之害而无株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①。即强迫性、流放性,使人视为畏途,视赴边“如往弃市”(刑场) ;而晃错是以“募民”为主,即招徕性、自愿性,使人乐于迁往、安心于边,并享有许多优惠政策,看到了致富的希望,富而思安,因而能自相号召,亲朋吸引,自动报名,乐于赴边。其次,以优惠政策作为保障。凡移民者,皆享受免罪、拜爵、复家- -- 有罪者免其罪,无罪者赐给爵,并复除其家征役;至边后,“先为室屋,具田器”“予冬夏衣、享食,能自

给而止”②,即住房、衣服、口粮和农具等一应配齐,免费领发;还规定“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即匈奴入侵时,被移民打败者,他们掠夺的人、畜、财物,均一半归还原主,另一半奖给打跑入犯的移民户, 所以移民户人人奋勇抗敌;移民系举家、举族迁边,不仅“壮士”得到奖励,老弱也得到“存恤”,并能“和辑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在移民点“置医、巫,以救疾病”“修祭祀,坟墓相从”“种树畜长”“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室屋完安”①。实行自卫和自治管理,在移民区编五家为伍,有伍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有假侯,均以移民“贤材”选任②。对于移民点选择,也是非常重视和严格的,要“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 然后营其城,制里割宅,通田作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③,当然这些也不无夸大和理想化的嫌疑。

    大批移民集中在农业尚不发达的边地,自身吃穿成了很大的现实问题,于是晃错又向朝廷呈上《论贵粟疏》,提出“粟者,王者之大用,政之本务”和“以粟为赏罚”的具体办法,以解决移民初期的粮食供应问题。按此项政策,凡“入粟”和“转输”者,都可以得到奖励(拜爵) ,大大调动了富人们有粮出粮,有车出车,向边地运粮的积极性。所以《论贵粟疏》和《论募民徙塞下书》是相互配套的系统工程。在晃错设计的“移民实边”全套计划之中,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言兵事疏》,即操练骑兵来有效对抗匈奴的侵略。因此,朝廷颁布了“马复令”,鼓励民间养马。可以说,晃错是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提出移民开发边疆政策的第一人和总设计师,并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对兴国强汉做出了巨大贡献。

    汉朝的移民政策是成功的,因为吸收了秦朝惩罚式移民的失败教训,改为招募式劝迁的办法,并辅之以一套优惠政策。其中向“河南地”的移民规模大、时间长、政策优,成绩也显著,是中国历史上移民开边的一次高潮。仅从汉文帝到汉武帝间,大的移民行动约有六次。( 1)元朔二年( 127),“募民徙朔方十万口”①。( 2)元狩元年( 122) ,“徙郡国豪杰高货于朔方”②。( 3)元狩三年( 120) ,“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③。( 4)元狩四年( 119),“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④。( 5)元狩五年(118) ,“诏徙奸猾吏民于边”⑤。( 6)元鼎六年( 111) ,“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⑥。以上移民总数逾 200 万口,其中徙往“河南地”的人数当占其大半, 100余万人左右。而论“河南地”的地理环境、土壤条件、土地面积和长期水利开发水平,以及地方行政建置等,宁夏地区的条件应属最优,理所当然是开发的重点,分配的移民人数可能占到三分之一, 30多万人。

当时宁夏地区北部属北地郡,其南部属安定郡,分辖富平、灵武、灵州、朐衍和廉县,以及高平、朝那、泾阳、乌氏、参、眴卷、三水等十二县, 其中地处银川平原黄河两岸沃区的有:富平县、灵武县、灵州县、廉县四县,以及朐衍县沿黄河部分地区,占北地、安定二郡辖县的三分之一,是宁夏地区移民开发的重中之重,分配的移民数应该占宁夏移民总数 30 万人之中的约 12万人。根据杨新才先生的推算,“西汉时期,宁夏境内的在籍人口为 142952人”⑦,他还认为西汉时期宁夏境内的“在籍人口、匈奴和军队人数超过 20万人”⑧。

汉朝向包括宁夏在内(以银川平原为主)的“河南地”(今河套地区前、后套)移民开发是非常成功的。究其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汉廷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措施,国力大增,边境的安全有了保障,移民能在和平的环境中生产、生活,无后顾之忧。二是在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前提下,军事实力增强,特别是马政的成绩突出,国家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改变了以前与北方游牧民族以骑兵为主作战时的被动状况。三是有一套以“招募”为主要形式的行之有效的移民政策和在移民新区推行严密的社会组织,并在农业生产中大办水利,推广赵过发明的“代田法”和新式农具以及普及耕牛等措施,使人民乐迁、安心、致富,很快就把新垦区建设成为一个“新秦中”。“秦中”,是对汉代京瓷地区富甲天下的关中三秦大地“八百里秦川”的称呼。“新秦中”的意思就是等于再造一个新的“八百里秦川”。甚至在史书中还把汉代的“新秦中”称为“新富贵”的代名词。正如《资治通鉴·汉纪》中所载,元狩三年( 120),“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数岁假以产生。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说明“新秦中”地区的繁荣与富裕。东汉大臣(学者)应劭解释道:“秦遣蒙恬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阳之地千里,地甚好, 于是为筑城郭,徙民充之,名日秦中。……今俗名新富贵者为‘新秦' ,由是名也。”①四是移民专项经费有保障。国家移民是一件需要庞大经费的社会工程,而朝廷的移民有专项经费,并得到保障,其款项源源不断来自于政府财政拨款、招商筹款(以盐、铁等专卖经营权置)和卖官集资( 600石粮封上造, 4000石封五大夫、12000石封大庶长) ,当然这些所谓捐官只是荣誉性爵位,非实任官员。国家富强,人民手头也有闲钱,有些富人需要这种虚荣,但给移民经费解决了大问题。

    进入东汉期间,经过羌人多次大起义的打击,社会动荡,经济破坏, 人口流亡,朝廷不得不把安定、北地等郡内徙。“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整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大半。”①至永建四年( 129)羌人起义一度被镇压下去,大臣虞诩上《请复三郡疏》,汉顺帝刘保命安定、北地、上郡回迁旧治,“使渴者郭磺督促徙者,各归旧县,缮城廓,置猴骚。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②,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但好景不长,至永和六年( 141) ,边郡再次内徙,宁夏全境遂成为羌人、匈奴为主的少数民族的势力范围,汉族农业人口外逃、死亡,游牧民族大量入居,牧业经济上升,农业经济下降,少数民族成为宁夏大地上的新主人。

    三、三国至南北朝银川平原曲折的移民路

汉代河套地区的移民经济,经过近 300年的繁荣发展,到东汉末年, 由于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外戚把持朝政,官僚地主集团加紧搜刮民脂民膏,致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化,在羌族人民起义和以张角为代表的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加之各地军阀势力割据,东汉朝廷渐渐名存实亡。作为历代王朝京瓷地区和发祥地的西北地区和“河南地”开发区,在东汉灭亡之后,历经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 300多年的战争和改朝换代,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移民倒流,田园荒芜,“河南地”的“新秦中”繁荣和美景已消失殆尽。

但是, 300多年的动乱之中,宁夏地区也曾先后出现过南北朝间北魏和北周两个朝代的移民开发小高潮。北魏始光四年( 427) ,灭赫连夏政权,势力扩展到西北和宁夏地区。太延二年( 436) ,灭北燕。太延五年( 439) ,灭北凉,北魏太武帝拓跋煮基本上统一了黄河流域,结束了200多年中国北部的分裂动乱,形成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时宁夏全境属北魏管辖,为了防御柔然部南下,北魏在宁夏实行军事管理,于南部设立高平镇(今固原地区) ,北部改灵州为薄骨律镇(今吴忠市利通区境内) , 辖境相当于今银川平原全部及周边地区。据传“薄骨律”之名,得自于大夏王赫连勃勃的一匹战马,此马全身毛为红色,黑震、黑尾、白口唇,人呼“白口骚”,放养在赫连勃勃于古灵州所建的果园之中。后此马死于园中, 人们即以马名“白口骚”称此地名,遂由“白口骚”转音为“薄骨律”。也有人认为所谓“白口骚”乃“语出戎方”,即胡语的音译,不知孰是。然而据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所述,说他曾亲自在古灵州访问过老人,确系“白口骚”的转音。 

北魏镇守薄骨律镇的将军是刁雍,他于太平真君五年( 444)赴任伊始,就到黄河两岸实地考察水利,决定修复古渠,大力发展农业。于是便先后向黄灌区银川平原大批移民兴垦,又将黄河西岸原大夏国王赫连勃勃以旧饮汗城改建的丽子园废除,新建成怀远县(今银川市前身)。在怀远县城西南筑汉城(今永宁县望洪乡一带) ,“徙关东汉人以充屯田”, 故名;又在黄河东岸故秦浑怀障废址设立历城郡(今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境内)。据宋朝史学家乐史在他所著《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后魏太和初平三齐,后徙历下人处于此,遂有历城之名。”历城即今山东省济南市。以上这些移民全部来自于“关东”。关东,指帝京长安的关中地区以东,即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境内)以东,包括中原大地和东部沿海地区。  

 北周时,继续向宁夏等地大量移民,其规模大于北魏而仅次于汉代, 再次出现了一次移民小高潮,并且还很有特色。它一改前代移民多为“关东人”籍贯的传统来源地,而变为以长江下游的“江南人”为主的移民。周武帝宇文琶建德三年( 574) ,就一次性从南方移民 2万户,集中安置在怀远县,并增设怀远郡,以领怀远县。该郡管辖的范围,相当于今银川平原河西灌区的各市、县、区全部。

宣政元年( 578) ,北周大将王轨打败南朝陈国大将吴明彻,吴军 3 万多人全军覆没,其中被俘后的 2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数万之众全部强制迁移到灵州(今吴忠境内,管辖范围相当于宁夏北部黄河两岸全境)屯田。陈国都城为建康(今江苏南京) ,势力范围在长江下游和珠江流域各省。大将吴明彻籍贯秦郡(今江苏南京六合) ,部队官兵当然都是南国人。这数万人来到宁夏黄河两岸种田,他们把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技术、工具和水稻等优良籽种带到引黄灌区。数万人的集体迁入, 不只是改变了本地的农业生产水平,还将改变当地的民俗和乡土文化。正如《太平寰宇记》中所说:(灵州)本杂羌戎之俗。后周宣正二年(应为元年之误) ,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即北魏薄骨律镇)。其江左之人尚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其后,宋大臣曾公亮著《武经总要》,书中写到怀远时,日“(怀远)有水田、果园……置堰分河水灌田, 号为塞北江南即此也”。乐史、曾公亮二人在著作中告诉人们,在北周时期,因为南方大批移民的到来,对银川平原沿黄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风气以及自然环境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宁夏已经是北方的“塞北江南”了,而且这个“塞北江南”所影响的范围也不只是人们一般认为的灵州地区(银川平原河东灌区) ,也应该包括怀远地区(银川平原河西灌区)。因为灵州所管辖的范围本身就包括怀远县在内,更何况曾公亮书中所写的“塞北江南”,就是专记怀远(银川)的。

从东汉末至南北朝时期,宁夏地区经过 200多年战争的破坏,移民倒流,汉族内逃,虽有少数民族的内迁,但人户仍然大为下降。据杨新才先生推算,“北魏时期,宁夏人口总数在 10万至 11万之间,为人口史上第二个低谷”。那么,宁夏北部人口是多少?北部的沿黄一带是多少?沿黄一带的银川平原又是多少?其中除去内迁的少数民族以外的汉族移民还剩多少?虽然没有具体的数字说明,但低于宁夏全部人口的 10万~1 1 万人则是肯定的。

第三节隋唐至清代银川移民的新变化

宁夏从隋唐至清代仍然是中央政府的移民重点区域,但在这六个朝代(含西夏) 1200多年间,与前代移民相比有了很大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军事移民和少数民族移民为主的特点上。关于少数民族移民问题, 将有专题集中反映。

    一、隋唐间银川平原的军屯(营田)移民

    隋唐期间,突厥部落雄踞北方,不断内犯,使中原政权受到严重威胁。银川平原既是北方游牧部落南下的必经之途,又位于京瓷近邻、国之巨防,为了把守这道大门,隋唐两朝都在银川平原设立灵州总管府、特任重臣为大总管,率重兵镇守,并把驻防与屯田结合起来,称为营田。隋朝的首任大总管是大将贺若谊,唐朝的首任大总管(有时称大都督)是大将李君球。唐睿宗景云二年( 711) ,又改称为节度大使。所谓节度大使,系由大总管改称,起于边将之屯防者。唐初,戍边军事编制,大日军,小日守捉,其上隶属于某一道管理,朝廷派大将一人统帅,称大总管(大都督)。如果指挥权越出本道而担任某种军事行动的总指挥,则称为行军大总管。唐高宗以后,凡大总管(大都督)带有使持节头衔者,便称为节度使。但此时的节度使还不是一种官名,而仅是赋予的一种权力。从唐睿宗景云二年( 711)大将贺拔延嗣出任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始,才成为固定的官职。安史之乱以后,天下纷乱,中央权力大大下降,武夫掌控北方军政大权,出现方镇割据的局面,大者统治十余州,小者也有三四州。他们不要朝廷任命,父死子继,或由骄兵推举。或先称“留后”(代职) ,以待朝廷认可。所管辖境内的政务、军事、土地、人民和财税等均由节度使自主管理,“号令自出”。实际上每一个节度使所管辖的地区都类似一个诸侯国家、独立王国。原灵州大总管府(都督府)改称朔方节度使的时间为唐玄宗开元九年( 721) ,使理所(总部)仍设于灵州(曾一度改为灵武郡) , 包括银川平原在内的今宁夏北部全境都是它防守、屯田的范围,下管九军、六城。九军是:朔方经略军、丰安军、定远军、新昌军、天柱军、肴州经略军、横塞军、天德军、天安军;六城为:中、东、西三受降城和丰宁、保宁、乌延三城;还有一个新泉守捉。其兵力部署如下:丰安军驻军 8000,有军马 1300;定远城驻军 7000,有军马 3000;中受降城驻军 6000, 有军马 2000;东受降城驻军 7000,有军马 1700;西受降城驻军7000,有军马 1700;振武军驻军 9000,有军马 1600;经略军驻军 207万人(驻灵武城内) ,有军马 3000;新泉驻军7000;千金堡(新堡)驻军 2500人。总兵力为64700余名,战马 24300余匹。正如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所说:“朔方,国之北门,西御犬戎,北虞猃犹。”为天下第一军镇。按唐廷规定,“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①,戍边将士都要“因隙地置营田”②。道一级(相当于省)的屯田皆归武职官员节度使兼领营田使,以便于统一指挥驻防军实行亦兵亦农,以补充粮草供应。如武周皇帝则天时,任殿中侍御史高级武职的娄师德,在出任检校丰州都督一职时,就直接管理灵、夏等地的营田事。灵,指灵州;,指夏州,今宁夏、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的河套地区。他身先士卒,营田成绩很大,使得灵、夏二州的“军粮丰足”“兵以饶给”。武则天表扬他时说:“卿素积忠勤,兼怀武略,联所以寄之襟要,授以兵甲。自卿受委北睡,总司军任,往还灵、夏, 检校屯田,收率既多……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③这是有关宁夏军屯的记载。

按照唐朝的屯田规定,军屯每 50顷为 1,民屯每 203 0顷为 1 屯。银川平原是军防重地,以军屯为主。据《唐六典》记载,今宁夏境内有原州(固原) 4屯、丰安(中宁) 27屯、定远(平罗) 40,其中地处银川平原40屯。按每屯 50,每顷 100亩计, 40屯为 2000( 20万亩)地。再以人均耕地 205 0亩算,银川平原的屯军人数应在 4000 1万名之数。当

,还要计入民屯在内,按此推算,唐代中期银川平原的屯田人数当在万人以上,他们都定性为军民屯田。朔方节度使指挥的灵州兵马约 3万多人,其中屯田者约万人左右大体合理。灵州“开元盛世”间的在籍人口约 4 万多人,其中军民屯田移民户大约 1万人以上也比较合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在唐代移民开发银川平原时期,宁夏的农作物种植品种除以旱作物粟(谷子,去皮是小米)为主外,应该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水稻了。这一结论不仅是根据北宋史学家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南北朝时代,有大量东南沿海和江南人迁到宁夏屯田, 必将内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工具和籽种同时带到新家园所得之的推论, 而且唐朝诗人韦蟾的诗句中有“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的话,说宁夏是“塞北江南”,并且是“旧有名”,当然系指唐以前的情况,此诗不失为佐证。更为重要的是,北宋就有人亲自见闻到银川平原上种植水稻,还具体指出是种植“粳稻”的事实。在《宋史·郑文宝传》中记载说北宋初年,陕西转运使在大军攻打夏国时,曾押运军粮来到灵州(银川平原) ,“至贺兰山下,见唐室营田旧制,建议兴复,可得粳稻万余斛”①。

二、宋夏时银川平原移民的特殊现象

唐末五代至北宋前期,银川平原及其周边地区被各种割据势力所控制,北有契丹,东有党项,西有吐蕃,只有灵州尚在中原政权手中,但形同孤岛,岌岌可危。灵州地处黄河以东地区,其管辖的河西地区分别有兴州(今银川)、定远(今平罗姚伏)、临河(今银川掌政)、保静(今永宁境内)、永州(今永宁境内)、灵武(今青铜峡境内)等州县,但因孤悬塞外,为形势所迫,均改为军镇,史称“河外六镇”。这期间,银川平原的灵州黄河两岸, 均为驻军和战区,除灵州尚有移民屯垦外,大多数汉人早已逃散,各地多为游牧民族居牧的牧场。

北宋咸平四年( 1001) ,银川平原宋廷控制的“河外六镇”被割据于夏州(今陕西靖边境内)的党项部落首领李继迁占领。次年,李继迁又攻占灵州,把党项总部迁入,称为“西平府”。李继迁传子李德明,李德明传子李元昊。李元昊野心勃勃,于北宋景佑五年( 1038) ,自行称帝,建立大夏国(羌语为“大白高国”,音释为“邦尼定国”,史称“西夏”)。西夏割据小朝廷,升兴州为兴庆府,定为京都,下辖二十几个州,疆域“东尽黄河, 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①,“方二万余里”②,号称“万里之国”。西夏割据政权是党项奴隶主贵族所建立的,国内的主体民族当然就是党项人,还有吐蕃人、回鹘人,汉族人已从多数降为少数。这时传统意义上的农耕移民- -- 汉族,大多数逃亡殆尽,仍在银川平原从事农业生产的汉人,基本上是西夏军队从战场上得到的俘虏,他们的身份,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了。

    西夏境内的居民以党项族为主,加上其他少数民族,最多时的人口总数约为 200万人之多,其中在宁夏北部黄河两岸京瓷地区约占总数的1/3,即六七十万人,银川平原(兴灵二州) 20万~3 0万人。关于西夏的移民,实际上就是党项人的迁移问题,具体情况将在“民族移民”专题中叙述。

    三、蒙元间两湖诸地军民移垦塞上

11世纪末至 12世纪初,大约相当于南宋光宗赵悖、宁宗赵扩朝和西夏桓宗纯祐、襄宗安全朝时期,我国北方蒙古族在漠北渐渐兴起。后来学儿只斤氏族首领铁木真于 1206年统一全蒙古,建立了大蒙古汗国。铁木真被各蒙部共尊为成吉思汗(“海洋”或“强大”之意)。成吉思汗先后六征西夏,终于在公元 1227年夏(成吉思汗二十二年、南宋宝庆三年、金正大四年) ,灭了称雄西北近 200年的西夏割据政权。但是,成吉思汗本人也在攻打西夏的战役中因负伤而病死。为了报复夏人,蒙古大军在西夏地实行屠城政策,四处搜劫,残酷杀掠,城乡成为废墟,“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摘,免者尚无一二,白骨蔽野”①。甚至在蒙古军运送成吉思汗灵枢的路上,出于保密的要求,“他们杀尽了所见的全部人畜”②。战后又将党项强健军民强征入伍,迫使他们随军南下作战,其余民众只得大批内逃和西逃返回羌族人的老家- -- 川藏高原的高寒雪原。银川平原中心地带的兴州、灵州大地,几乎成为一大片无人区了。这是宁夏北部地区历史上最严重的酷劫。

后来在蒙古大军西征、南伐的扩张与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原西夏京瓷地区成为交通中心枢纽地带。同时,随着统治区域不断扩大,军政负担的日益加重,蒙古贵族们已不能无视政治治理和经济恢复的问题了。特别是他们进入中原地区以后,又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先进、强大的汉儒文化的影响,这是他们始料不及和无法抗拒的。此时,在汉、契丹、畏兀儿等族封建地主知识分子的帮助下,蒙古贵族已经意识到,治理天下要比打江山困难得多,并开始逐渐改变自己的统治方式,特别是成吉思汗之孙、元世祖忽必烈,更加具有清醒的头脑和远大的战略眼光。他曾在管辖漠南汉族地区(今内蒙古和华北地区)的十年中,主动接受汉儒文化,并重用大批汉族儒生,大胆变易旧章,采用汉法,全面推行封建制度。在以刘秉忠为首的汉族知识分子的主持下,他于境内招徕屯田、禁止妄杀、整理财赋、改革政治,不几年就使漠南成为人民生活有一定保障、社会秩序比较安定的经济富庶区域。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宁夏地区的混乱必须加快进行治理,因为宁夏不仅是当时南北交通线上的战略重地,更是西北主要的粮食基地,所以对宁夏的有效管理,关系到蒙古国后方的稳固与对前线的有力支援,是忽必烈统治的命脉所系。于是在这里开设行省的议题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忽必烈中统二年( 1261) ,在原西夏故疆设立西夏中心等路行省。至元八年( 1271) ,忽必烈建立元朝,坐上大元帝国第一位皇帝位,史称元世祖。后来中兴行省与甘肃行省几经分合,终于在至元二十五年( 1288 ) ,中兴省与甘肃省合并,原中心路降改为宁夏府路(寓原西夏故地永远安宁之意)。“宁夏”域名第一次出现。

    宁夏府路上隶甘肃省,下辖灵州(河东)、鸣沙(中宁)、应理(中卫)、中兴(河西)、定州(平罗)等五州和灵武(青铜峡境内)、怀远(银川)、河渠(疑怀远东)三县,辖境相当于今宁夏沿黄各市县的全部。

    中兴地区建省在元朝建国之前,建省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和加强黄灌区的经济建设,重振“塞北江南”的面貌,以为大元的统一战争服务。“天下黄河富宁夏”“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民谚充分说明地域的优势在于水利,元廷认识到这一特点,派著名汉族知识分子张文谦、董文用管理新省,同时命水利专家郭守敬同行治水。

郭守敬经过两年努力,原西夏五州地区的古渠有正渠 10,支渠 68 ,皆全部修缮完工,可灌溉农田“九万余顷( 900万亩)”①,给恢复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剩下的工作就等待移民垦殖了。

    元代宁夏南部和北部都是移民屯垦的重点地区,从黄河两岸到六盘山地区,都建立有管理屯田的机构,调来大批军民开展种植,一度成绩巨大,不要说黄河两岸的银川平原,就连六盘山一带也是军民共垦、自给有余。

    银川平原是移民屯垦的重点地区,先后设立管理屯田的机构有:宁夏等处新附军万户府屯田、宁夏营田司屯田、宁夏路放良官屯田等。移民的主要来源是“发逸南新附军”,“金发随州、鄂州投降人民”等。他们是南宋长江中游两湖地区(今湖南、湖北)的降军和被迁赶的民众。其中新附军 1382,其他民众 1107,按每户平均老少两代 5口人计, 1万多人。加上其他方面的移民,总数在 7万口左右。如果再对照杨新才先生的推算,元代宁夏北部的总人口为“10万多口”①,其中大部分( 7万人)为新移民,并且基本上安置在银川平原一带。这个结论应该是符合西夏灭亡至元初,宁夏地区从无人区到初步移民开发的历史事实。因为在《元史》中对此有诸多的记载,兹列举如下。

( 1)《元史·朵儿赤传》卷 134,中统元年( 1260) ,西夏降将斡扎箫儿子曾向蒙古大汗忽必烈建议并自荐担任中兴路新民总管,领导屯田。传日:“西夏营田,实占正军,傥有调用,则又妨耕作。土痔野扩,十未垦一。南军屯聚以来,子弟蕃息稍众,若以其成丁者,别编入籍,以实屯力,则地利多而兵有余矣。请为其总管,以尽措画。帝可之,乃授中兴路新民总管。至官,录其子弟之壮者垦田,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凡三载,赋额增倍,就转营田使。秩满入勤,帝大悦。”

( 2)《元史·廉希宪传》卷 126,至元初,大臣廉希宪奏请,将四川盐户和“京兆诸处无籍户之戍灵州屯田者,以宽民力”。

( 3)《元史·董俊传》卷 148《董文用附传》载:“至元改元,(文用)为西夏中兴等路行省郎中。中兴自浑都海之乱,民间相恐动,窜匿山谷。文用至,镇之以静,乃为书置通衙谕之,民乃安。时开唐徕、汉延、秦家等渠, 垦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土为水田若干,于是民之归者户四五万,悉授田种,颁农具;更造舟置黄河中,受诸部落及溃叛之来降者。”

( 4)《元史·刘秉忠、张文谦等传》卷 157:“至元元年,诏文谦以中书左丞行省西夏中兴等路。……浚唐徕、汉延二渠,溉田十数万顷,人蒙其利。”

( 5)《元史·世祖二》卷 5,至元元年“五月乙亥,诏遣唆脱颜、郭守敬行视西夏河渠,俘其图来上”。

 ( 6)《元史·世祖三》卷 6,至元三年五月“丙午,浚西夏中兴汉延、唐徕等渠。凡良田为僧所据者,听蒙古人分垦”。秋七月己未,“诏令西夏避乱之民还本籍”。

( 7)《元史·世祖五》卷 8,至元十二年三月甲申,“于中兴路置怀远、灵武二县,分处新民四千八百余户”。所谓“新民”就是移民, 4000多户, 2万余口。

    ( 8)《元史·兵三》卷 100,元代在中兴设宁夏营田司专管屯田。“至元八年正月,签发己未年随州、鄂州投降人民一千一百七户,往中兴居住。十一年,编为屯田户,凡二千四百丁。二十三年,续签渐丁,得三百人, 为田一千八百顷。”又设宁夏路放良官屯田,“世祖至元十一年,从安抚司请,从招收放良人民九百四户,编聚屯田,为田四百四十六顷五十亩。”再设宁夏等处新附军万户府管屯田,“世祖至元十九年三月,发逸南新附军一千三百八十二户,往宁夏等处屯田。二十一年,遣塔塔里千户所管军人九百五十八户屯田,为田一千四百九十八顷三十三亩。”

( 9)《元史·李进传》卷 154,至元十三年,(李进)领兵二千,屯田河西中兴府。……十五年,移屯六盘山”。

( 10)《元史·世祖十一》卷 14,至元二十三年三月,“浚治中兴路河渠”。十月,“徙戍甘州新附军千人屯田中兴”。

( 11)《元史·世祖十二》卷 15,至元二十六年四月己酉,“复立营田司于宁夏府”。

( 12)《元史·成宗二》卷 19,元贞二年二月,命“自六盘山至黄河立屯田,置军万人”。

元末明初,是中国回族形成的时期,元朝宁夏有大批回族先民回回人居住,又有元世祖忽必烈之孙、藩封于西北(在六盘山建立王府)的安西王阿难答信仰教,并在他所统领的 15万大军和西北各地区强行推广教,致使西北特别是他的王府所在的六盘山地区,成为形成中国回族的重要发源地。这一问题将在民族移民专题中叙述。 

  四、明代江浙皖一带军民屯戍宁夏 元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王朝,定都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 ,其四子朱棣夺取帝位后迁都顺天府(今北京) ,行政管理系统分直隶(中央京瓷)和布政使司(行省) ,下领府、州、县及羁摩司; 军事指挥系统分京师五军都督府和各行省的都指挥使司;后因北疆经常受到残元势力鞑靼、瓦刺诸部的侵扰,又于北边东起辽东山海关,西至甘肃河西嘉峪关一线筑万里长城,并分设九大军镇,史称“九边重镇”。宁夏地处北边要塞,自然成为明廷抗击蒙军南下的主要战场之一。明初时,由于刚刚夺取政权,国防力量有限,对于北方暂时鞭长莫及,所以宁夏府等地区被暂时放弃,官府和人民内撤,“空其城”,再次成为无人区。洪武九年( 1376) ,朱明政权巩固,重新开始经营边地,但是由于宁夏区位特

,始终属于双方交战的重要战区,所以明廷在宁夏实行军民合一、全民皆兵的军卫管理方式,于黄灌区先后设立宁夏镇,下辖宁夏卫等七卫,每卫领五个千户所,从内地“迁五方之人实之”,并执行“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城守”,即担任屯垦和军卫双重任务。这些戍边屯守的官员,大多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安徽老乡和帮助朱元璋发家的江浙籍将领,其所带领的子弟兵当然也以这些地区的人员为主。后来随着屯田数日益增加,也有从山陕甘等地招徕或自流的大量劳动力作为补充。此外,在长城、贺兰山等第一线轮流值守的国防军(班军) ,则从宁夏周边各省抽调。据不完全统计,参加屯种的卫所军户约为 3万户 5万多人。班军人数视形势而定,一般在 3万至 7万人之间。明代的移民是世袭制,凡户口定为军户、匠户等,其后代的身份也无法改变。

    明初,曾设立过宁夏府,但是由于初建国,力量有限,暂时放弃了对宁夏北部银川平原地区的行政管理- -- 于“洪武五年废,徙其民于陕西。九年,命长兴侯耿炳文弟耿忠为指挥,立宁夏卫,隶陕西都司,徙五方之人实之”①。也就是说,对宁夏地区的真正管理是从洪武九年( 1376)开始的,而且这种管理也并未设立府、州、县,只是设立了军政一体化管理的卫所制,上不归陕西布政使司所辖,而是由军事系统的陕西都指挥使司指挥。

    明代的宁夏沿黄灌区,由于地处“九边”前线,又踞贺兰山、黄河河套防线的要冲,是中原与边外双方军事冲突的重要地区,所以明廷在宁夏建有九边重镇之一的宁夏军镇,分领宁夏卫、宁夏左屯卫、宁夏右屯卫、宁夏中屯卫、宁夏前卫、宁夏中卫、宁夏后卫和灵州守御千户所、兴武营守御千户所以及宁夏群牧千户所等一镇七卫三所,明廷在今宁夏的北部弹丸之地,竟然派驻专挂“征西将军之印”的高级武职总兵官、宪臣巡抚大员和监边太监以及皇子亲王镇守,充分证明宁夏区位的特殊性、重要性。按现在的话说,是“高配”- -- 不是省级建制的省级官员配置。

    区位的重要,战事的频仍,必然驻军就多,自古以来驻军的供应靠屯垦解决,所以宁夏屯垦事业必然发达。据《明实录》记载,“宁夏多屯所”②, “上以天下屯田积谷宁夏最多,盖总兵官都督何福勤于用心,又以福请更定屯田赏罚为经久之计,降救奖谕之”③。宁夏的驻军官兵,全部来自于内地,其中军官以朱元璋老家的安徽人和他后来起家的江苏、浙江籍人为主,下级军佐和战士,大多来自于陕西、山西、甘肃、河南等地区。驻宁夏官兵都要按规定十分之三执行军事任务,十分之七参加屯种。

    嘉靖间,驻屯于宁夏引黄灌区银川平原地区的卫所有:宁夏卫、宁夏左屯卫、宁夏右屯卫、宁夏前卫和灵州千户所等四卫一所。卫所的屯田人户基本情况列表如下:

明朝嘉靖年间宁夏银川平原驻军、屯田基本情况简表

 

卫所名称

 

辖地

户数

人口

屯田()

马主

正军

带管

班军

舍余

 

军土兵

军马

 

宁夏卫

 

5千户所( 50 百户所) 11 堡寨

5101

8021

 

337000

5307

1531

4199

1111

 

2382

宁夏左屯卫

 

5千户所 14堡寨

5111

8956

299141

5600

1484

 

1007

62

 

2230

 

宁夏右屯卫

 

5千户所 18堡寨

4000

7203

127740

 

 

 

499

 

1268

 

 

宁夏前卫

 

5千户所 9 堡寨

3590

5384

225809

5600

1328

 

 

 

1268

 

 

宁夏中屯卫

 

5千户所 5堡寨

3557

5853

193114

5488

 

 

150

 

 

灵州守御千户所

 

1千户所 13 堡寨、4

 

 

军屯 42552 民田 39575 土达粮田若干亩

 

 

1500

1975

 

 

 

合计

 

26千户所 70 堡寨、4

21359

35417

1264931

21995

4343

5699

4742

2598

4612

 

说明: 1.此表根据《嘉靖宁夏新志》卷之一、三整理。  

 2.个别卫所地在银川平原范围不详未计入。

 

明朝宁夏的军屯,一军承种 50亩地,称为一分,按“军三屯七”计算, 银川平原嘉靖年间的屯田数为 1264931,每军屯 50,屯田军人总数应是 25298,加上担任军事任务的 30%军人,驻军总人数应是 36140 人。这部分人口应该基本上都来自于内地,所谓“王方杂处”。他们就是明代宁夏银川平原上新的移民和耕耘者。这些移民以“齐、晋、燕、赵、楚之民,吴、越居多”,但高级军官和庆王卫队应以朱皇帝家乡的子弟兵出身为主,即皖籍人充当。但是,因为上层军官霸占土地和屯户为了逃避赋税而隐入大户的原故,上表统计的人户和屯田数,显然与实际情况比大大缩小了。据作者考证,宁夏驻军原设官兵为 109141,战马 45608匹。到正德朝尚有官兵 77154,战马 27892匹。①照此数计算,明朝宁夏军屯人数应不少于 76398(驻军总数的 70%)。因为屯政日益受到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数字在不断下降,到明宪宗成化朝时,已减为官兵36500人②(屯兵 25550)。嘉靖朝时就是按上表计算出的 35417人。当然,越往后,人数仍在不断减少,这种情况也包括银川平原境内的宁夏卫等五卫在内。

对于此种情形,《明实录》亦有记录,如宣德六年( 1431)二月,陕西参政陈淡说:“宁夏、甘肃……膏腴之地皆为镇守官及各卫豪横官旗所占。”③如宁夏总兵官陈懋就“私役军种粮三千余顷,夺民水利”④,可见宁夏屯政积弊之一斑了。

    五、清季由内地大量移民宁夏基本终止

宁夏地区由于区位的特殊,战略地位的重要,历史上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会带,因而两种文化时有碰撞,也在碰撞中不断交融。宋代以前,宁夏一直是中原中央政府京瓷地区属地和京都的北方门户。宋以后依然是西北通往内地北线的锁钥与重镇,仍然是南北两大民族的必争之地。因此从秦始皇开始,历代中央政府的军事设防重点基本上都是在北方。设防就要大量驻军,驻军就要屯田以解决军需问题,同时还要选择自然条件好的宜农宜牧地区,所以宁夏的北部特别是北部引黄灌溉地区的银川平原一带,一直是中原王朝传统的军事要塞和移民屯垦戍边的重要地区。但是,清王朝建立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清朝是由北方关外的少数民族满洲人(满洲贵族)所建立的,他们在入关夺取中央政权前后,又通过战争与各种政治手段,与北方另一个强大民族蒙古族建立起一种联盟关系和姻亲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朝中央政权,或许可以认为是满蒙的联合执政,而蒙古族虽然不是清朝的主体民族,但其政治地位一般要高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正因为满蒙的特殊关系,所以清朝就没有必要在战略上再向北方设防,以抵御“北虏”南下入犯了。满洲人也被中原官书称为“鞑虏”,难道“虏”还要以“虏”为敌吗?这以后,整个长城都已经失去了历史上向北方进行战略防御的军事作用,那么宁夏的黄河天堑、贺兰山屏障等亦均不再具有军事要塞的地位了。由于宁夏军事地位的下降,就不再需要大量派驻国防军,当然也就不再需要从内地大批移民屯垦来供应这些军队了,所以历朝历代延续两千多年的内地向宁夏大批移民的历史,作为一种中央政府的行为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清代初期,由于战乱不断,人民逃亡,无主荒地很多,但是朝廷并没有统一组织内地向宁夏移民,而只是推行招徕和就地编入保甲的办法, 同时还在宁夏改军为政,将前明宁夏的军事卫所组织,一律改变为府、州、县一级地方政权机构。化兵为民,把明季的屯军“军籍”身份废除,全部改为自由民身份,就地转化为自耕农民的小农经济的生产者,从而大大调动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使得清中前期,宁夏的封建经济进入到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这期间宁夏大修水利,耕地面积大大增加,这就需要添设新的县治和大批劳动力,但是政府仍然没有采取从内地大批移民的传统办法,而只是从宁夏内部调剂和从附近周边地方招徕的办法加以解决。雍正年间曾在宁夏银川平原筹设新渠、宝丰二新县时,雍正皇帝下诏,批准在今银川北、黄河西岸插汉拖辉地方开渠,“设县筑城,募民垦种,次第修举……闻彼中得水可垦之地计二万余顷,每户以百亩授田,可安置二万户”①,对于这二万户来源,雍正指示“联已谕令广行召募远近人民,给以牛具籽种银两,俘得尽力开垦,给为世业。……凡属本籍之人,不论文武官员,或现任,或家居,均当勇跃从事,急先垦种……给为世业”①。这里雍正皇帝所说的“远近”,即是在宁夏境内和周边一带地方“招募”而来,并特别鼓励本地官民领地认垦。如果从内地移民,则不是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事,后面会有许多具体政策和组织实施的办法,清廷没有这么办。

    雍正年间宁夏地方因增设新县而组织的这次移民,是清代宁夏为数不多的小规模内部移民,根据(雍正)《甘肃屯赋役全书》的记录,新渠、宝丰二新县的报垦面积为 796万亩②,按照“每户授田百亩”的规定,垦田户当为 7960,再以每户平均 6口人计算,移垦新县的人数为 39800口。清代,随着水利的兴建,新渠道开挖,新灌区也有小范围的内部移民开荒,但国家移民行为在宁夏黄灌区再也没有安排。

    有清一代,宁夏和银川平原,摆脱了历史上地属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传统战区的处境,进入和平建设时代,经济发展很快,人口也大幅度增加,但清季宁夏人口的多寡已与历史上移民的出入不存在多大的关系, 因为他们及其祖辈已经都是宁夏人了。

    但是,从移民的角度来看,清代宁夏较大的移民活动也有两件事,却都与少数民族有关联。其一是,因为清廷在宁夏派驻八旗驻防军,带来了宁夏新的民族成员满族的入居;另一件是,同治光绪年间宁夏回民反清斗争失败后,清廷将陕西退入宁夏金灵地区(银川平原河东灌区)的回民军强制性集体安置到六盘山地区的大山之中,其人数“不下数十万”③。比较集中的安置点就是今天的宁夏泾源县。另外,又将银川平原广大地区的回民堡寨打乱。分别散迁到固原、平凉和沿黄河两岸的盐碱滩荒地,从而渐渐形成了宁夏地区回族人民的聚居特点:六盘山区一大片,黄河岸边两条线,城门之外住四关。以上将在少数民族移民专题内叙述。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宁夏地区爆发回族人民反清抗暴斗争。这场人民革命运动延续了十多年时间,在清军的残酷镇压下,无辜回族人民死亡尤为惨重,纷纷向邻省逃难,“死于兵戈、疾疫、饥饿者,盖十之九,实回族千数百年未有之浩劫”①,仅“宁郡(今银川老城)一城众逾十万”②。但是,中央政府并没有再向宁夏和银川平原地区进行过大规模的移民, 不过小规模的区域内部移民还是存在的。例如光绪年间西北回民反清斗争被镇压下去以后,担任此次平回战争的主力湘军部队,在战后复员时,就有大批官兵被安排在宁夏各地为官、就业或领地屯种。另有投降官军的民团首领董福祥部,所部改编为“董字三营”,该部三营的家属在战后亦有“共二千三百余口”,从原聚居的陕北瓦窑堡,“移来灵州各处, 拨给地亩,令其垦种。”③据杨新才先生统计,清末地处宁夏银川平原的宁夏县、宁朔县、灵州、宁灵厅四属的总户数为 65551户、总人口 138284 口。在这两组数字中,缺少宁夏府首县宁夏县的统计数字,也缺少宁灵厅的人口数,虽然是不完全的,但是它与历史上银川平原各级行政建置单位的人口统计数是有区别的,即常住人口数多大大少于移民人口数,因为清朝宁夏的人户中大体上皆为原居民,其中移民人户的比例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

 

第四节民国时期宁夏的军事性移民与流民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延续了 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政府。1 929,在国民革命军冯玉祥集团军控制西北的背景下,析甘肃一省为甘、宁、青三省。新的宁夏省辖九县二旗- -- 宁夏(今贺兰县)、宁朔(今青铜峡市)、平罗、中卫、灵武(今灵武市)、金积(今吴忠市利通区部分地区)、盐池、镇戎(今同心县)、瞪口(今改隶内蒙古自治区)和阿拉善、额济纳两蒙旗(今二旗隶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全省总人口约 60余万口,总面积约 274910平方公里。1933,回族军阀马鸿速调任宁夏省主席后,全省辖宁夏县(改贺兰县)、宁朔县、中卫县、平罗县、灵武县、盐池县、镇戎县、金积县、瞪口县、惠农县、永宁县、中宁县和吴忠市以及陶乐(后改县)、香山、居延、紫泥湖四设政局。另外,归属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三边分区人民政府领导的盐池县(治今盐池县花马池镇)、时马鸿速宁夏省当局亦设立的盐池县(治惠安堡) ,红白两盐池县并立。据《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记载, 19381,宁夏全省人口为 660056,其中地处银川平原的宁夏县人口86930,宁朔县 81345,灵武县 66077,金积县 41128,省会银川32982,合计 308462人。

    宁夏省在民国期间,人口基本上是稳定低增长的, 1949年宁夏解放和省人民政府成立时,全省人口 742921人。

1929年宁夏建省前后,全国处于新旧军阀混战时期,国民党的南京中央政府实质上并没有真正完成全国的统一大业,权威有限,政令不通,各地多为地方武装集团的实力派所控制,不可能再向宁夏黄灌区历代传统的屯田区组织大规模移民了,但是带有移民性质的人群迁徙活动并没有终止,使得宁夏的人口籍贯仍在发生着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种形式。  

 一、客籍军人及其家属入居

其一,甘肃昭武军入驻。民国元年( 1912) ,北洋政府任命甘肃地方回族小军阀马福祥担任宁夏镇总兵官。次年,马福祥率所部昭武军进驻宁夏。该军步队三营,每营官、兵、夫 302, 906;马队二营,每营官、兵、夫 139(军马 110) , 278(军马 220) ;卫马队一营,官、兵、夫 139(军马 110) ;加上卫队,昭武军总计为 13,官、兵、夫2435(军马 621)。①昭武军是清军的旧制,素有“一人当兵,全家吃粮(随队)”的习惯,以平均一家 3口人推算,这支部队会带来 7000 1万人进入宁夏。昭武军统领改由马福祥胞兄马福寿担任,该部大部分是甘肃籍人,来到宁夏后也是大部分驻防在银川平原一带。

    其二,增编甘肃新军。这支部队是马福祥驻防宁夏和升任宁夏护军使后扩编的地方军,编制为步队三营,每营官、兵、夫 248,合计 744 ;马队三营,每营官、兵、夫 105(军马 97) ,合计 315(军马 291 ) ;炮队一营,官、兵、夫 217;司令部官兵 28(军马 20) ,总计官、兵、夫 1304(军马 311)。②这支部队的大多数官佐除由马福祥的老部下、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人担任外,还由他们在原籍以“拔门兵”的方式招募而来的,同样具有移民的色彩。

其三,马鸿 15路军赴任宁夏省主席。马鸿是马福祥的长子, 字少云。马鸿逵原在父亲的昭武军任骑兵营营附。1921,马福祥升任绥远特区都统,马鸿速随父离宁,曾率部驻防绥西,并升任第五混成旅旅长。1924,冯玉祥率部控制西北诸省,马福祥、马鸿逵、马鸿宾等部投靠冯系集团,马鸿逵部被改编为冯部西北军陆军暂编第七师,任师长。1927 年北伐时,冯玉祥部改编为国民党第二集团军,马鸿逵升任该集团第四路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在河南、山东、安徽等中原一带作战、驻防。1929 ,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进行中原大战时,马鸿逵率部叛冯投蒋,被蒋介石任命为讨逆第十一军军长兼六十四师师长。次年,升任讨逆军第十五路军总指挥,后又率部驻河南信阳,参加“围剿”红军。1932 9,马鸿速被任命为宁夏省政府主席。次年,马鸿逵将其部精锐改编为三个独立旅、一个特务团,加总部约 15万人马(对外号称 3万人马) ,从河南开到宁夏赴任。他以省主席、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和 15路军总指挥的党政军三重身份统治宁夏直至 1949 9月。史称“宁马”集团。

马鸿的故里是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他起家于宁夏,队伍长期在中原地区作战、驻防,兵源补充当然也是以当地人为主,所以他带到宁夏来的一两万基干成员,也是以豫、鲁、皖籍人为主。但是,马鸿军事集团是一个回族军阀集团,具有强烈的宗法和民族特征,其军政大权都是由父而子而孙,核心权力更是以血缘而一系传递的,上层主体成员非亲即故,往往以家族、民族、地域和历史渊源为顺序来确定亲疏远近的关系,所以马鸿逵的用人原则即干部政策就是人们总结出的所谓“甘、马、回、河”四个字,即甘籍、马姓、回族、河州老家人。马家军入驻宁夏以前时的广大士兵和中下级官佐是中原人居多,而驻防宁夏后又以宁夏回汉族子弟兵为主,但是高层核心仍然是牢牢地掌握在马氏家族和河州回族世家的手中,这种局面一直到马氏父子从宁夏逃亡时也没有丝毫改变。

在讲所谓军事性移民时,还应将 1933年至 1934,孙殿英与马鸿、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之间爆发的军阀混战- --“孙马大战”写一笔。因为在这场混战中,以孙殿英战败告终,其部师长丁庭、旅长杨干卿、李纯华等先后率部整建制投降了马鸿速,连同战争中的俘虏,可能有二三万人融入到马家军之中。孙殿英系河南永城人,早年在豫西拉竿子, 基本骨干是河南籍人。后被蒋介石收编任第十二军军长和冀察游击司令、新编第五军军长,又一度驻防在河北、热河的长城一带,部队成员以豫、冀、辽籍人为多。看来马家军通过“孙马大战”又增加了河北、辽宁(南部)的新成员,也算是扩大了民国间宁夏地区军事移民的地域。

    二、各类流民

    所谓“流民”,系指非政府安排的带有个人行为小规模的人口流动, 它是宁夏民国间军事性移民之外的其他移民形式。1 912年至 1937年间, 在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统治下,全国各地尤其是中原地区遭受新旧军阀连年混战的破坏和水旱、蝗虫等多种自然灾害的打击,特别是 1937年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入侵,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东南沿海和内地大半国土沦丧之后,西北作为大后方,是当时抗战建国的重点区域, 而沦陷区的难民和河南“黄泛区”的灾民也急需得到转移安置,宁夏得天独厚,占黄河水利,又是历史上安置移民的传统地区,应是接纳移民的理想目的地。但是当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根本无心也无力安排大规模移民建设边疆事宜,所以移民只是停留在计划中,写在纸上而已。如在 1947 年由正论出版社出版叶祖灏所著《宁夏纪要》一书中,写到了宁夏移民问题。该书第三章《民族和人口》之第二节《人口》中写道:(宁夏)目前因荒地扩大,外省移民,时有续至,如抗战以后移殖战区难民,即近二年(三十一二年)河南蝗旱灾之移殖河南灾民,其数均有可观。故现时宁夏居民, 原来乡音,仍随处可以听辨。”《移民开发与宁夏历史文化》一书中这样写道:1939,国民政府又从甘肃天水迁移两万难民进入宁夏从事垦殖。”还说“尤其是蒋介石为阻挡日军前进而炸断黄河花园口段河堤后形成大片的黄泛区,迫使大量的灾民沿陇海线经陕西辗转进入宁夏,部分由内蒙古包头进入宁夏地区”,他们大多来自于河南、安徽、山西、陕西和内蒙古等地,“这些人都停留在宁夏北部地区,从而使宁夏北部人口增加较快, 1935年其人口数为 1002876, 1928年的 22倍。”①因为没有查到这种似乎是政府行为的规模性移民的具体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所以这类所谓移民,准确地说只能称为“灾民”“难民”或“流民”,也多属于自流型而非政府安置型。

    类似这种“移民”,还有在“建设大后方”和“抗战建国”的口号之下, 从内地西迁的科研、学校和工厂等单位,与此同时又有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学校师生和熟练工人及其家属们来到西北,进入宁夏。但是以上两大类“移民”数量有多大?来到宁夏又有多少?其中落脚于银川平原地区又是多少?现在并无正确的记载和统计数字。

 

第五节历史上银川地区少数民族移民掠影

一、汉代比邻银川平原上的“属国”

汉代在全国实行郡、县两级行政管理体制,今宁夏南北分属安定郡和北地郡,银川平原在北地郡范围,境内有富平县(今吴忠市利通区境内)、灵武县(今青铜峡市和永宁县境内)、灵州县(今吴忠市、灵武市境内)、廉县(今贺兰县境内)和朐衍县(今盐池县境内)等五县,其中除朐衍县之外的四个县,全部是银川平原的河东、河西灌区土地。

    秦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势力渐渐统一和日益强大起来,一个名叫匈奴的草原大汗国雄踞北国。匈奴部落的奴隶主贵族不断向南侵扰,严重威胁到中原王朝的安全。秦始皇曾派大将蒙恬领兵 30万之众,把匈奴赶到大漠之北。西汉建立之初,匈奴各部乘中原内乱,重返漠南,成为汉廷的主要边患。时因汉朝立国不久,百废待兴,国家千疮百孔,鞭长莫及, 只好对匈奴采取忍让的政策- -- 和亲、赏赐,以缓和匈奴的侵略气焰。但是,经过 40年“文景之治”的奋发图强、励精图治以后,国家经济繁荣,国力大增。特别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执政以后,又经过 20多年的厉兵株马和大练骑兵,军事力量对比已发生逆转,大大超过匈奴人。于是武帝决心一改以前对匈奴的屈辱让步政策,而改为主动进攻的方略,决定举全国之财力、物力、人力,让中原的“带甲之士”与塞外的“控弦之士”进行一场大决战。在名将卫青、霍去病等将领的指挥下,向匈奴人展开了声势浩大、连续不断的自卫反击战。在汉武帝执政的 54年中,就曾指挥汉廷将士与匈奴部族打了 40多年仗,严重消耗了匈奴各部的兵源、物资,沉重打击了匈奴的势力,特别是元朔二年( 127)和元狩二年( 121 )卫青、霍去病等率部与匈奴数次大战,计歼敌 4万多人,右匈奴势力受到重创。这时执掌匈奴单于庭(中部王庭)的大单于是第五代单于伊稚斜。他对于右匈奴二单于浑邪王、休屠王的两次失败和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十分不满,并要追究其责任,严惩二王。同年秋,浑邪王、休屠王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互相商量决定内顺降汉。后休屠王又中途反悔,但是开弓已无回头箭,浑邪王不得不杀休屠王,并其众,率两部 4万余人,号称 10万军民按原计划内徙归附。汉廷欢迎右匈奴来降,武帝封浑邪王为漯阴侯、食万户,并在西北塞外五郡境内设置北地、朔方、陇西、上郡、云中五个属国,安置匈奴各部落内附民众。属国选址大多在秦长城以北和黄河以南的水草丰美区域,其中北地属国就建在时灵州境内(今宁夏吴忠境内大罗山一带的红寺堡开发区和同心县的范围内)。到元鼎三年( 114) , 因屯田事业发展,人口增加,又将北地郡一分为二,析置北地、安定两个郡级地方政权。因原北地属国治所已改属新设立的安定郡管辖,故此后史书又把北地属国改称为安定属国,但属国的大部分土地仍在灵州境内即银川平原的范围。

    所谓属国者,正如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在《汉书注》中所解释的:“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日属国。”这是汉廷对归顺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的自治管理形式,即划定一个特殊的行政区,让居住在这一行政区内的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行政事务,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语言、本民族习俗,以及社会组织、吏治、官号等都保持不变。但是,朝廷要在这一行政区特派一名官员,名为“属国都尉”,进行监管,并且属国政治上必须服从中央的大政方针,在军事上还须听从朝廷的统一调遣,担任征战的军事任务。所以,属国的少数民族在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方面,同样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汉族人民一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实际上这种民族自治管理形式,早在秦朝时就曾开始实行过。当时秦廷在中央曾设立一个对少数民族的主管机构,叫作“典邦国”,具体负责“掌蛮夷降者”。而邦国,又是西周时期周天子对各诸侯国的称呼,秦朝借用这一名称作为管理民族事务机关的官署称谓,其含义就表示,承认境内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亦享有如周代诸侯王国一样的独立管理权限。汉朝继承了这一制度, 但为了避汉高祖刘邦之讳,将“邦”字改为“属”字,改称“典属国”。朝廷往往任命熟悉边政和少数民族情况的官员担任典属国主管官员,所属官员有属国都尉和译令等。例如汉廷曾任命苏武领导典属国衙门,因为他曾被匈奴前后扣留长达 19年之久,长期生活在匈奴汗国中,并与匈奴女结为夫妻,组成家庭,非常了解他们的社会组织、政治机构、生产情况、生活习俗和民族风俗以及胡语,故有是命。后来典属国机构被省并,改由大鸿肿统一管理。

    根据有关史料分析,时内附匈奴人有“四万余人,号称十万人”。朝廷选择在秦长城以北和黄河以南的水草丰美区域,建立北地、朔方、陇西、上郡、云中五个属国,但从当时的地理条件和战略位置来看,五个属国显然不是平均分配人口,而是以北地郡为重点,因为这里是“河南地”即著名的“新秦中”的中心地带,有黄河水利、渔盐之利,又是战略重地,这里移民众多,既适合安置这些胡人,又有防范他们的条件,所以北地属国位列五属国之首,其人数也当最多,当超过 1万人。这些安置在灵州境内的匈奴人,也可以认为是今银川地区最早的少数民族移民。

    汉朝采用“属国”这种自治的方式来解决民族问题,是和睦、团结、积极的民族政策的产物,是中国人在历史上处理大小民族的一种智慧,对于后来历代统治者都有极其重要的资政作用。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解决民族问题是最成功的,因为我们党既有马列主义民族政策的指导, 又汲取了前人的智慧。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似有历史上“属国”制度的影子,要是这样分析有道理的话,那么宁夏(包括银川地区) , 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进行民族自治尝试的实验区,其历史与现实意义非同小可。

    二、三国至南北朝诸多少数民族入居宁夏

从东汉末年到两晋、南北朝的 200多年间,中原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名存实亡,很快在全国各地形成军阀势力乘机割据并展开激烈的兼并战争的局面,历史走进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全国各地频繁易主,城头屡换大王旗,于是北方各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割据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亦即旧史书所谓的“五胡乱华”,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黄河流域胡汉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当时宁夏地区也不能例外,时银川平原一带的全部和局部先后被曹魏(汉族曹氏政权)、两晋(汉族司马氏政权)和十六国的前赵(匈奴族刘渊建)、后赵(揭族石勒建)、前秦(氐族符洪、符健父子建)、后秦(羌族姚袭建)、大夏(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建)以及南北朝的北魏(鲜卑族拓跋硅建)、西魏(拓跋氏建)、北周(鲜卑族宇文泰、宇文觉父子建)等大小政权控制。其间在北魏( 424- 534)和北周( 557- 581) 100余年,北方的黄河流域基本上趋于统一,宁夏的地方政权建设也得到恢复,南设高平镇(后改原州、治今固原市原州区)、北设薄骨律镇(后改灵州,治今吴忠市利通区)

    灵州辖境,从地理范围看,相当于今宁夏北部引黄灌区的宁夏平原(包括银川平原) ;从行政概念上看,下辖回乐(治今吴忠市利通区境内)、鸣沙(治今中宁鸣沙镇)、建安(治今银川市兴庆区月牙湖乡境内)、怀远(治今银川市兴庆区东部)等四县。北魏所设立之怀远县县城原名叫饮汗城,筑于西汉,赫连大夏国时赫连勃勃将此城改建为他的行宫、御花园, 命名丽子园。到北魏和北周时,因大规模移民此地屯垦,所以先后建怀远县和怀远郡,此城、此建制,就是银川古城和地方行政建制的前身与渊源所在。

    在北魏设立怀远县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包括银川平原在内的宁夏北部地区郡县内迁,汉人内徙,大量土地被纷纷南下的鲜卑、匈奴、羌、救勒、柔然等少数民族各部落占领,“西北诸军皆为戎居”①,农田变为牧场。让我们稍稍回顾一下历史,东汉末年,宁夏经过三次羌人大起义,南北郡县废,人民逃亡,客观上已成为各少数民族部落迁居、放牧和活动的场所。西晋时“河西鲜卑”秃发部,在首领树机能的领导下,举行反晋斗争时,转战于宁夏南北大地。晋武帝咸宁三年( 277)战败,树机能率 20余万部众降附。至晋武帝太康五年( 284)至太康八年( 287 ),在匈奴和鲜卑等部落内迁高潮中,鲜卑族“其入居者有屠各种、鲜支种、寇头种……黑狼种……贺赖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②。这些所谓“黑狼种”“贺赖种”,后来可能转音译为“贺兰种”。由于他们长期居牧在银川平原西部的汉代名为“卑移山”(南段)、“乞伏山”(北段)一带,所以山因部族而改译名为“贺兰山”。贺兰山之名最早出现在《隋书·地理志》中,志日:灵武郡“统六县”。弘静县,“开皇十一年置。有贺兰山。”

    从北魏到北周间,统一北方的中央政权,再次向宁夏北部银川平原一带移民,进行农业开发,形成了汉代以后的又一次移民屯垦小高潮。这次移民对象主要来自于东南沿海和长江下游一带的汉族,同时也有少数民族的移民。如汉代的灵武县,在北魏时已废县而名为“胡城”,因为“后魏破赫连昌,收胡户徙之,因号胡地域”③。

在北魏正光五年至普泰元年( 5245 31) ,高平(今固原原州区)爆发了以救勒人胡深和匈奴族人万俟丑奴先后为首领的各族人民大起义, 民族军一直打到银川平原的灵州,斗争坚持了七年。这说明北魏政权的腐败,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已经非常激化,也证明当时宁夏全境各少数民族人口多、势力大,大大超过汉族,所以能够一呼百应,让远道而来镇压民族军的官军,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次民族大起义镇压下去。

正因为少数民族长期占领宁夏,汉代以来银川平原地区发达的农业经济受到了致命打击,前代的建设成果付之东流,所有水利设施全部破坏,大量良田荒芜变为牧场,随之内地移民纷纷逃亡,昔日的“新秦中”,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级农业开发实验区告终,宁夏历史上出现一次大倒退。

    三、唐朝灵州境内的“六胡州”

    唐朝,宁夏南北全境的行政管理隶属于仅次于京瓷的关内道,地方政权设置南有原州,北有灵州(一度改灵武郡和大都督府) ,先后领十余州县和安置少数民族的“六胡州”等羁摩州。

    隋唐间,北部突厥族强大起来,成为威胁隋唐二朝中央政权的主要边患。宁夏则是突厥内犯的重要通道,当然成为隋唐两王朝防御北敌的战略要地,都在灵州设立总管府。李唐王朝在征服北方突厥诸部以后,又在灵州驻朔方军节度大使,统一指挥北方驻军。与此同时,再次把宁夏作为安置内附少数民族部落的区域。唐太宗李世民像汉朝一样,也采取对各少数民族一视同仁、和睦共处的积极的民族政策。他接受了大臣温彦博的建议,在从幽州(今北京西南)至灵州(今宁夏河东灌区境内)一线, 分别设立羁摩州,妥善安置归顺部族。

    安置情况具体如下。

1.安置东突厥突利可汗。突利可汗(名什钵苾,处罗可汗嫡长子)被安置在特设的顺、祐、化、长四个羁摩州,分管突厥降部,并担任顺州都督,部将阿史那思摩担任化州都督,分居“河南之地”,原大小头人仍然分统所部,被分封为将军、郎将。以上四州之中哪一个州地处灵州银川平原之境,尚未考明。

2.安置东突厥人阿史那杜尔。突利可汗之弟阿史那杜尔(处罗可汗次子)部众被安置在灵州境内,阿史那杜尔被授为左晓卫大将军,娶衡阳公主(唐高祖李渊之女)为妻,受封驸马都尉。他后来因屡立战功,官高位显,但仍以灵州为籍。①

    3.设立羁摩州。为了安置铁勒、回绝、突厥等归附部落,唐廷在灵州等地设立羁摩州,或称“六府七州”,或称“六胡州”,其中燕然州(安置都蓝部)、鸡鹿州(安置跌结部)、鸡田州(安置阿铁部)、烛龙州(安置俱勃罗部) ,以上均寄治于回乐县(今吴忠市利通区境内) ,还有皋兰(安置铁勒浑部)、祁连(安置阿史德特建俟斤部)和高丽、缘等四州亦属灵州都督府。

1991,宁夏考古工作者曾于永宁县玉泉营农场境内发掘一处铁勒族坟墓,墓志文字有“大唐左屯卫将皋兰州都督浑公夫人契苾氏墓志铭并序”。查考得知,这位女墓主人正是铁勒哥论易勿施莫贺可汗之孙、唐朝少数民族名将契苾何力的孙女。她的丈夫也是铁勒浑部人,官职为左屯卫将军、皋兰州都督。说明皋兰州是铁勒浑部的领地,在银川平原河西灌区的南部。②

    4.吐谷浑王诺易钵与弘化公主世代生活在安乐州。吐谷浑族原是北方鲜卑族的一部分,史书总称其为东胡,吐谷浑王姓慕容氏。汉末慕容吐谷浑一支从东北辗转到西北青海一带建国,唐朝时与中央政府友好,贞观十四年( 640) ,唐以宗室弘化公主妻之。后因不堪吐蕃的侵压,在原地无法安居,唐廷于咸亨三年( 672)把诺易钵王部落数千帐迁于灵州境内设羁摩州,赐名为“安乐州”。由诺易钵兼任州刺史,自主管理州国事务。唐廷祝愿吐谷浑王与弘化公主率部落大众在这个新家园“安而且乐”地生活。随着人口的繁衍,后又增设长乐州,慕容家族在两羁摩州一直生活到唐末,其后世失考。此二州地处银川平原河东灌区的边缘一带,与汉代安定属国的地域相当。

唐朝在灵州等地所设立的“六胡州”,主要是安置粟特胡人,他们来自于西域和中亚地区的康国、米国、伊国、史国、曹国、石国、安国和火寻国、戊地国等九国的部落,统称为“昭武九姓”。这些小部落城邦国家的人民以善于经商闻名,长期以来,大多以在丝绸之路沿线从事中西贸易为生,一般都比较富有,所以也就成为唐朝边吏和将领们剥削的主要对象。  

唐朝设在边地这种带有自治性质的羁摩府州,不同于内地的州郡。据《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著于令式。”所以这些羁摩府州,一般都是只有州府之名,而无城廓之建和户籍管理,当然也就不承担赋税劳役。唐朝的羁摩州形式,实际上就是汉代的“属国”制和魏晋以来的“都护”和“护军”制的发展。这种让少数民族(一般都是游牧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办法,是我国历史上中央政权有效管理边政与少数民族事务的一种比较成功的形式,是一笔珍贵的政治遗产,值得认真总结与继承。

    四、宋代党项贵族以银川平原为中心割据西北

    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在中原南北朝时,游猎在今青海省东南部的“河西九曲”地区,隋朝间进入甘、川交界的岷山一带。唐初,以姓氏分为党项八部- -- 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其中拓跋氏势力最强。①后因不堪近邻吐蕃部的侵扰,不得不向唐廷请求内迁,先后被安置在陇右和关内道的庆、灵、夏、银、胜等州境, 其中散居于灵、夏间有 20万口。经过安史之乱和五代时的动乱,党项部族分为以庆州(今甘肃庆阳)为中心的东山部和以夏州(今陕西靖边境内) 为中心的平夏部。而以拓跋氏为首领的平夏部日渐强大起来,成为唐末藩镇之一。其首领拓跋思恭被赐国姓李,封为夏国公,担任夏州节度使(定难军节度) ,成为控制夏、绥(今陕西绥德)、银(今陕西横山境内)、肴(今内蒙古鄂托克旗境内)四州的地方实力派武装集团。

北宋太平兴国七年( 982) ,夏州新首领李继捧在内外矛盾的压力下,决定进京献出夏州拓跋氏集团的地盘,而其弟李继迁坚决反对,毅然走上背叛中央反宋的道路。宋廷对李继迁的叛乱采取武装镇压与招抚的软硬两手策略,逼其就范,赐李继迁皇姓,名赵宝吉,封为银川观察史,但均被拒绝,反叛与镇压的战争越打越大。李继迁率部向夏州以西的银川平原出发,并于宋咸平五年、辽统和二十年( 1002)攻占银川平原的军事重镇灵州,改名为“西平府”,作为李继迁集团的“新都”。李继迁死后, 儿子李德明继位,他又把位于河东的灵州“新都”改迁到河西的怀远镇(今宁夏银川市老城区)并改名为兴州。北宋景佑五年、辽重熙七年( 1038 ) ,党项贵族集团新首领、李德明之子元昊改兴州为兴庆府,作为京都, 建立一个名为大夏国(史称西夏)的西北地区地方割据政权,从此党项族就成为银川平原乃至西北大部分地区的主体民族。

西夏境内先后建有 22个州级地方政权,其在银川平原范围内有兴(今宁夏银川)、灵(今宁夏吴忠境内)、定(今宁夏平罗境内)、怀(今宁夏永宁境内)、永(今宁夏永宁境内)、静(今宁夏永宁境内)、顺(今宁夏永宁境内)等七州,约占全境行政建制的 1/3,但皆属于夏政权的京瓷中心地带,经济实力强,人口众多,驻军集中。西夏将全境军队分为左、右厢,12个监军司,拥有军队 50万~7 0万之数。兴庆府及其周围是驻军的重点,其中贺兰山驻兵 5万人马、兴州兴庆府 7万、灵州 5,计为 17万人马,①也约占全境军事力量的三分之一。至于人口方面,史书并没有留下准确的资料信息。但从《宋史·夏国传》和赵文林、谢淑君之《中国人口史》

一书中可以得知夏军约 50,保守一点算有 40万正军、80万丁役辅助。西夏实行兵民合一的军事制度,成年男子平时正常农牧,战争动员时点集为兵。男子 15岁始称丁,每二丁抽一,同时配杂役一人,合称一抄。按“二丁抽一”推算, 100万军丁,必有 240万人口作为基础保障。而全境240万人口,也按 1/3( 80万人口)分布在银川平原地区驻军和耕植,是可以说得通的。

西夏的军队中以党项人为主,“委豪右分统其众”①,当然也有被俘的汉人和熟羌、吐蕃、契丹、回鹘等外族人,但驻防于京瓷中心地区的国防军当属精锐力量,应该基本上由党项人担任;沿黄灌区的农业是西夏的经济支柱和富裕之乡,也应多为党项人所占用,所以银川平原上的 80万人口民族成分,党项人至少占到1/3,甚至是1/2,26万~4 0万人。当然这只是一个平常年份的平均数字估算,在西夏前、中、后期是绝对不一样的。尤其是蒙古大军灭亡西夏时,西夏的军民(主要是党项族人)几乎被斩尽杀绝, 据说西夏全境差不多成为无人区,其二十二州地方留下的总人口不过十来万,其中党项人更是可以不计,几十万党项人从此消失了吗?现在史学界一般认为党项人的去向为四个方面:被屠杀;部分被俘后随蒙古大军作战;少量向内地和雪域高原(老家)逃亡;极少数孑遗者,可能改族换名,隐入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

    五、蒙古汗国和元朝银川平原新的耕耘者:蒙古族和回族

    ()蒙古族

公元 12世纪后期,蒙古族崛起漠北,于南宋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 1206) ,其首领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并先后灭西辽、西夏、金、大理和南宋,建立以蒙古族为主体民族的大元王朝。蒙元中统二年( 1261) , 先在西夏故疆建立“西夏中兴等路行省”,改故夏地处银川平原上的中兴府为中兴州(今银川市老城区)作为省城。后屡经变革,于至元二十五年( 1288) ,撤行省而改置宁夏府路,归隶甘肃行省,下辖中兴州(今银川市老城区)、灵州(今吴忠市利通区境内)、定州(今平罗县境内)、鸣沙州(今中宁县境内)、应理州(今中卫市沙坡头区境内)和怀远、灵武、河渠等县。大部分州、县地处银川平原一带。从此,蒙古族军民大批进入银川平原,成为宁夏府路各地新的主宰者。

    ()回族

    蒙元时期,蒙古大军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西征,将大批人、波斯人和中亚地区信仰教的各族人迁徙到东方。他们中有被签发的军士、工匠和被俘掠的妇孺百姓以及投降的上层人士。还有随军经营的商贾与仕元的官员、学者等。当时官方史书统称他们为“回回”,诸如“回回军”“回回炮手”“回回商人”“回回医生”“回回工匠”等。元朝统一全国后,大规模战争结束,散处于各地的“回回人”就地聚屯牧养和垦种, 也就地入社,“与编民等”,称为“回回户”。其分布呈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但是,在陆路中西交通大道沿线的西北地区、海上中西交通的东南沿海商埠城市和茶马古道的云南一带,是回回人率先入居的地方,其中尤以西北陕甘宁居多。在全国各地定居下来的回回人,由于大多数人没有携带家眷,不得不与所在地的汉族、蒙古族等周边的土著居民通婚,成家立业,繁衍后代,从而渐渐形成一个中国民族- -- 回族,时间当在元朝的中后期。可见回族是在中国土地上产生和生长起来的信仰教的民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民族。

    西北大地,特别是宁夏地区,之所以成为中国回族较为集中的聚居区,这与当时宁夏是蒙元王朝屯垦的重点地区和地处中西交通要道有关联,同时还与一位元宗室亲王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就是阿难答。阿难答是成吉思汗嫡传六世孙、元朝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之孙,被封为第二代安西王。安西王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和开成(今宁夏固原开城)各建王宫和官邸,驻兵六盘山,总统陕甘宁和吐蕃、四川等广大区域,是代表忽必烈经营西北、西南的最高军政长官,其领地几占全国的半壁江山,且其手中指挥着 15万蒙古大军。由于老安西王(忽必烈三子)忙哥刺一生戎马控偬,常年在外征战,无暇养护,便将儿子阿难答幼年寄养在固原一位名为蔑里帖儿·哈桑·阿里塔赤的商人家中,由其妻祖来哈照料。因此阿难答自幼受到教的熏陶,系统学习过《古兰经》,并养成生活习惯,渐渐成为一名信仰教的虔诚信徒。当他继承安西王位后,便利用手中的军政大权,在西北广大地区和 15万蒙古大军中强制推行教,致使 15万蒙古军队大部分皈依了教,也使得宁夏和西北地区首先成为全国信仰教教徒最主要和最为集中的地区。从此以后,回族接过历代各族人民建设塞上江南的接力棒,为建设和睦繁荣的新宁夏做出了新的巨大的贡献。

    六、明朝银川平原大规模民族移民基本终止

    明军把元朝蒙古势力从宁夏地区赶走以后,残元势力不甘失败,后来形成了以鞑靼、瓦刺为主体的两股势力,不断南下攻城掠地,抢劫粮食、牲畜、财物和人口,致使终明之世,北方成为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之源。为了应对这一严峻的形势,明廷在北方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万里边防线上设立“九边重镇”,因宁夏属“九边”之一,故对宁夏实行军事管理- -- 不设州、县而置军、卫,银川平原全境实行全民皆兵的军屯军事管理,派驻数万名官兵来进行屯守,他们都是内地的农家子弟。

    明代虽然没有从边外迁入成批的少数民族,但宁夏境内也有少数民族不断入居,不过他们大多不是移民所至,而是以元末明初形成的回族为主,散居于原丝绸之路沿线一带的城乡之间。另外,还有一些蒙古族军民,他们之中大部分是元亡之际,不愿意北撤的蒙古人,其中也有少部分是历次战争中投降明军的蒙古军人。他们之中被保留官职者,称“达官”, 官兵合称“达官军”,军民统称“土达”“土夷”。如《嘉靖宁夏新志》就记载灵州所辖地方有“瓦渠、枣园、苜蓿、板桥四里”,居民有“土夷”和“土民” (工役民夫之忘归汉民)。①《明实录》中亦有同样记载日:“宁夏灵州之地, 土达错处……土达安抚已久,无事迁动,恐致他虞。”②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上述生活在宁夏和银川平原城乡的回族和蒙古族人民,基本上应该属于明代时期宁夏的土著人,他们与移民是有区别的。

    七、清季银川平原民族大家庭的新变化:满族入居、回族迫迁

    ()满族入居

    清季,满洲贵族入主中央政权,满蒙亲善,关内外一体,所以宁夏地区在传统上向北设防的战略地位已不复存在,也不需要历史上出现过的、不断从内地向宁夏调驻大量军队和招募大批移民屯垦戍边的军事部署。但是,前有康熙十二年( 1673)爆发的“三藩之乱”- -- 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孙) ,联合叛清,西北地区与之相呼应的亦有陕西提督王辅臣,使得陕西、甘肃、宁夏大地反清浪潮高涨。后又有康熙二十七年( 1688) ,西部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分裂叛乱。宁夏地处向南、向西用兵的后方补给基地和前进出发之地,所以清廷于康熙三十四年( 1695)七月, 决定在宁夏设立满营,派驻满洲八旗驻防军。清廷向宁夏派“镇守宁夏等处将军”,首任宁夏满营将军是满正白旗人觉罗舒恕。①满洲八旗兵亦称为“旗人”,他们是由满族人组成,享有种种特权,这就是满族人入居宁夏的缘起。

    后因噶尔丹败亡,西北形势缓和,宁夏八旗驻防撤销。到康熙末、雍正初,西北形势又趋紧张,准噶尔蒙古部新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侄)和噶尔丹策零父子二人再次先后发难,新疆、青海、西藏和甘肃各地的局势骤然紧张。宁夏地介中原腹地和京瓷地区之间,又有河套之利,成为清廷西征的军事基地与后勤补给的总粮台要地,因此负责西北军务的抚远大将军、

川陕总督年羹尧于雍正二年( 1724)三月,报告朝廷,提出“宜于宁夏令满洲兵驻防”的建设。经朝廷同意后,当年十月,再次调派满营驻扎宁夏。

满营建制为:将军 1员、副都统 2(分左右翼各 1)、左右协领各3员、左右佐领各 12员、左右防御各 14员、左右晓骑标各 12员、笔帖式2员等。宁夏八旗驻防兵原额3557,除高中级军官外,下级军官和兵丁有:坐甲随丁 31,前锋校 16,领催 128,前锋 184,步甲头目 24 ,马甲1872,步甲576,弓匠头目2,养育兵600,箭匠铁匠头目4,匠役66,将军坐甲 8,左右副都统坐甲各 3,左右副都统食随丁甲各20名。后历经裁汰,实额兵 3472名。原额马 5017匹、驼 800,后实存马 4596匹。与此同时,地方上亦相应增设理事同知 1,该衙门专门负责办理与满营有关的事宜。雍正二年十一月,任命正黄旗蒙古都统、署陕西西安将军苏丹为宁夏将军。同时任命参将苏图(苏丹儿子)为左翼副都统、协办将军事务;升山西太原城守尉阿林为右翼副都统。宁夏八旗驻防再次建立,直至清亡,没有大的变化。满营的官、兵、匠和随军家口,最多时约有 12万多人。他们大多来自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乡。

宁夏八旗驻防军的官兵、匠役与家属必须专城居住,不与地方混杂, 其军营被称为满城(或满营)。宁夏八旗满城筑成于雍正二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 1725 1 13)。该满城城址选在府城(今银川市老城)东北近郊,所占土地系宁夏卫、宁夏左卫、宁夏右卫民田。原三卫失地农民由官府拨黄河岸边淤地(河滩地)补给进行安置,原耕地所应纳正赋一律免除,其新垦地六年后起科。

宁夏满营兵丁粮炯供应由宁夏府理事同知衙门承办,统一在宁夏、宁朔二县仓储内支给。满营每年开支为:支官员俸银 6738,兵炯银 72192 ;支官兵本色粮19850,折色粮银58155;马料豆26304石、草222045 ,草料折色银46877两。以上除粮草实征外,年支银总计187243,统由藩库(省财政)拨发。另外,满营官兵还公私占有土地约 4000,马场地约1720顷。这些额外的土地收入和畜牧收入均不列入预算,由满营自理。

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戌时( 1738 1 3日晚 8时左右) ,宁夏府城和宁夏、宁朔二县及北部平罗、新渠、宝丰等县地区发生大地震,满城毁于震灾。次年,清廷命将满城改建在府城西部 15里之平湖桥村东南处,所圈占的民田,按户给价收买。新筑满城实占地 2188,按每亩付价白银 45两不等支付,另外原居农民额征银粮、草束一律免征。

    宁夏新满城于乾隆五年( 1740)五月兴工,乾隆六年六月竣工。后来民间称震弃的满城为“旧满城”,俗称“旧城”;新建的满城为“新满城”, 俗称“新城”。新满城东西、南北长度均为三里七分半,基本上为正方形, 城周长七里五分。城墙高二丈四尺,墙基厚二丈五尺,顶厚一丈五尺,垛墙高五尺三寸,全城均为砖砌。城门四座,东日“奉训”,西日“严武”,南日

“永靖”,北日“镇朔”,各门有城楼、马道、瓮城和门楼。还有角楼 4座、铺房 8座、炮台 24座和排水沟 24道。城外有护城河环绕,河宽 3, 1 丈。新满城一年建成,动用国库银 156523两。宁夏道道员阿炳安总负责建城工程。

1912,中华民国建立。次年,宁夏满营最后一任将军常连被免职, 由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回族)兼署。民国三年( 1914)八月,北洋政府下令裁撤宁夏满营将军缺,八旗驻防军在宁夏存在 200余年后不复存在。同时,作为八旗兵专用军营(旧满城)也被废,宁朔县县行政公署迁入满城,以原将军府作为办公地址。民国六年( 1917) ,北洋政府提出“化旗为民,筹办生计”,并拨安置专款 20万两白银,将满营官兵全部遣散,让自谋生业。骑兵每人发给白银50,步兵 25,作为安置费。当时遣散官兵 2200余名,眷属 2400余人。满营遣散后,只有少数官员仍有一定财产,多数满民只好改当教员、医师,或做小商贩,经营手工业或在湛思渠(今新开渠附近)垦殖谋生,也有部分人因无固定生计,以致沦为乞丐或举家外迁。到 1926,新城剩下的满族已不到 2000人。1936,宁夏省主席马鸿令世居新城的旗人(满族)迁出,将新城修建成为一个飞机场。但是建成后由于城墙所限,长宽距离均不足飞机的起落长度要求,不得不把新城废为兵营。至此,新满城完成了历史使命。宁夏满族人民流落各地,以各业为生计。1 949 9月银川解放时,仍居住在新满城的满族人有 1000余口,也有为数不多的人散居于宁夏引黄灌区几县。

 

()回族迫迁

中国的回族形成于元末明初,宁夏南北大地是回族形成后最早的聚居地之一,所以清代宁夏的回族应该不是移民,而应是具有主人身份并以宁夏为祖籍的土著民族了。但是,宁夏在清代也确实有回族移民题的事实存在。

    清朝同治、光绪年间,西北的回族,不堪清政府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为了谋求生存和平等,更是为了争取自治,从同治元年( 1862 )首先爆发了陕西回族人民的反清抗暴斗争,然后波及宁夏、甘肃、青海和新疆西北全境,掀起西北大地上一场波澜壮阔的回族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斗争前后坚持了十多年,于同治十二三年才被镇压下去。领导这场斗争的精神领袖- -- 宁夏哲赫忍耶门宦教主、大阿葡马化龙和家人以及亲族、乡党等许多人被杀害,遗留族人有的被流放、有的给官为奴,大量无辜群众被强迫离开家乡迁移到大山和荒漠中。其中地处六盘山泾河源大山深处的古安化县(后改化平县)作为集中连片安置陕甘宁等地回族被俘军民的重要移民点。与此同时,官军先将当地原居汉民强行迁出,他们分别是:原白面河一带汉民迁往甘肃平凉马武、华亭等处,原黄花川、化平川一带的汉民迁往固原什字、蒿店和平凉崆炯山等处,原圣女川一带的汉民迁往隆德、庄浪等处,只保留新厅城附近的官庄(今永丰村)一村的 15户、94名汉民人户,作为给官署人员服务的劳动力而没有被迁走。       被迁赶而来的回族人民安置如下:

原籍属陕西省回族人户中的东安(今西安市东部),安置于今泾源县香水镇(县城)、惠台乡和黄花乡槽村;西安(今西安市西部),安置于今泾源县兴盛乡的上、下黄村和黄花乡沙塘村;原渭南县王阁庄人,安置于今泾源县兴盛乡红旗村,原九社、赫冶家人,安置于白面镇的泾光、赫家、冶家、北营、南营和东峡乡的涝池村;原大荔县乔甸村人,安置于今泾源县香水镇的上、下桥村,原沙苑村人,安置于今园子乡的沙南和香水镇的沙源村;原大荔地区回军首领禹得彦所统领的部众,集体安置于今泾源县新民乡;原华州秦家滩人,安置于今泾源县白面镇的上、下秦村;原仓渡人,安置于今泾源县白面镇的兰大庄。

    原籍属于甘肃省的回族人户中的秦安(莲花池)、张家川人,安置于今泾源县黄花乡的庙湾、华兴、店堡、上胭、下胭村;原平凉县人,安置于今泾源县黄花乡的红土、平凉庄。

    原籍属于宁夏的回族人户中的灵州金积堡(回族反清领袖马化龙故里),安置于今泾源县黄花乡向阳村。

以上各地安置于今泾源的人口大约为:陈霖一批有男女 1500余口, 马振江一批有男女 800余口,赫选清一批有男女 380余口,阎兴春、禹兆麟、拜万江、金明堂、安杰等五批 5500余口,马化凤一批 1300余口,合计9480余口。为了严加管理,清廷在泾河源弹丸之地设置化平川直隶厅,破格高配道员、总兵等高级文武大员并驻军震摄。

    除了在化平集中连片安置回族民众之外,又将“金积镇等处宁夏籍回族人民一万二千余口迁赶到固原州拨荒安置”①。宁夏地区这次回族人口大迁徙,还带来了小范围少量人口的挪动,如农村回族人口向山野、河滩地等荒芜地区迁移,城镇人口向关厢、四郊搬迁,沿黄一带向南部山区迁徙。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农村汉族人口,也乘机向迁徙后的原回族居住地转移,占耕无主地,定居为新家。他们基本上发生在以灵州和金积堡为中心的银川平原地区,因为灵州是这次回族人民反清斗争的中心,金积堡是回族人民精神领袖的家乡,所以清廷在办理所谓“善后”时,亦将金积堡一蕞尔小堡,竟然破格设置成一个高于县级的“厅”级行政机构- --

宁灵抚民同知(简称宁灵厅) ,派高官、驻重兵于此实行弹压。①

经过同治、光绪二朝十余年的战乱和民族之间的仇杀,以及战后清廷强迫回族人民的迁移,银川平原人口急剧减少,宁夏府辖 6个县、州() ,其中地处银川平原有 4个县、州,在康乾嘉盛世年代总人口有 130 余万口,而到光绪后期,锐减为不足 30万口。②

进入中华民国时期,宁夏地区再也没有出现过政府行为的政治性、军事性和商业性等内容的强迫与自动民族迁徙现象,民族移民告一段落。

 

第二章

宁夏省人民政府时期银川移民

1949 4 21,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率领下挺进大西北。7,发动了著名的扶眉战役,将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的主力歼灭于陕西扶县、眉县地区, 完成了分割胡宗南部与西北马家军的任务,并于 7 29日解放了华平县(今泾源县)

1949 8 1,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分别在任山河和瓦亭击败马鸿逵部,控制了六盘山一带天险,割断了宁、青二马的军事联系。8 2日解放固原县, 8 3日解放隆德县, 8 9日解放西吉县, 8 11日解放海原县。8 26,西北野战军解放了西北重镇兰州, 马步芳兵败溃散。彭德怀司令员立即兵分三路解放大西北。左路向青海省进军,中路向甘肃省河西走廊挺进,右路向宁夏省发起全面进攻。解放宁夏的任务由十九兵团担任。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指挥六十三军、六十四军、六十五军,在三边军分区地方部队独立一、二师和宁夏工委领导的回汉支队、游击队的积极配合支援下,分南、北、中三路, 向宁夏进军,解决马鸿逵和马鸿宾集团。中共中央指示:对宁夏二马可在军事打击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

9月上旬,十九兵团 10万大军分左、中、右三路挺进宁夏,揭开了解放宁夏的历史画卷。以马鸿逵为首的宁夏反动势力,尽管过去多次与共产党对立,但共产党始终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宁夏。兰州解放后,马鸿逵父子仍执迷不悟,困兽犹斗。事实表明,我军必须以军事打击来消灭一切敢于顽抗之敌。9 12,同心解放。9 14,中宁解放。到 1949 9 16,我十九兵团十万大军从黄河南北两岸威逼逃缩于中卫、金积、灵武、银川的固海兵团马鸿宾和宁夏兵团马鸿逵所属部队。9 19,曾思玉军长代表十九兵团,马悖靖代表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分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与国民党第八十一军和平解决协定》上签字①,马鸿宾、马悖靖父子二人毅然率八十一军起义,加快了宁夏解放的步伐。9 21 ,吴忠解放。9 23,银川地区国民党守军在十九兵团拟定的《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书上签字。但是,国民党宁夏兵团所属三个军已全部在签字之前溃散,根本无力执行《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②。同时还根据当时几万溃散国民党宁夏兵团官兵在城乡所造成的严重社会混乱形势,十九兵团命令六十四军一九一师五七二团两个营连夜冒雨渡过黄河, 进驻银川,以稳定社会秩序。9 23日深夜,解放军进入银川,宁夏正式宣告解放。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圆满地完成了解放宁夏的任务。

1949 9 26,经中央军委、第一野战军领导机关批准,成立了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银川市军管会”) ,作为当时宁夏省最高权力机关。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任军管会主任,马鸿宾(回族,国民党起义将领)、朱敏、曹友参为副主任,银川市军管会内设军事、政务、财经、公安、文教、联络 6个处。银川市军管会成立当日即颁布“解字第一号”布告③,阐明党的城市政策,与各界人士“约法九条”。并要求马鸿逵所属散兵游勇,自动向本会投诚报到,缴出武器弹药及军用品等。凡是自动向政府投诚报到的个人,我党本着宽大政策,既往不咎。继颁布这份全面反映党建立革命政权、建立新社会秩序的革命政策的布告之后,银川市军管会又相继发布了十几份布告,颁布了各项具体法规和实施办法,迅速把党的方针政策传达到社会各个层面,逐渐消除了人们的疑虑,澄清了谣传,填补了国民党政权垮台后暂时形成的权力真空,对关系社会稳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许多重要方面实施了具体管理,稳定了民心,安定了社会,为建立人民政权、建立社会新秩序做了必要的准备。作为当时最高权力机关和临时人民政权机构的银川市军管会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

    一、做好军事接管工作

    银川市军管会对接管工作非常慎重,采取按照系统、自上而下、有组织地分别进行的方法, 11月底,已完整地接管了国民党省政府、市政府的全部机关、档案、人员和其他附属的大小单位 30多个,接管了“中央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宁夏省分行(办事处)及省银行等 5个金融单位,接管毛织、造纸、电灯、面粉、机器等 9 个工厂及富宁、立达 2个公司,接管了贺兰中学、实验小学等 16个中小学。另外,军事系统的军械、被服、摩托、航空、牲畜及军用仓库等大小单位 37,大小医院、卫生所、治疗站等 14处。总计接收大小单位 110多个。对接管的人员,银川市军管会根据不同情况,本着负责的态度,分别采取学习、录用、转业或资遣的办法,给予妥善、适当的安置。对军事系统的人员,共遣散军官与士兵 7322;对军工、军马场、汽车部、民航公司等业务性较强的部门的人员,大部分仍然留用。所有资遣的军人都发给了路费和证件,并进行了一定的教育解释。对溃散回家的,要求他们服从政府法令,在家里从事生产。对原国民党省政府、市政府的公务人员在办完移交之后,除留用少数必需人员外,其余在银川市军管会所办的行政人员临时训练班培训,参加者有原国民党省政府秘书长、厅局长及以下人员共498人。培训结束后,均依本人志愿,予以适当安置。其中转业、返籍者 267,要求工作者 184,参军者 5,愿继续学习者 42人。银川市军管会发给转业人员转业证书。对没办法谋生的给予帮助,对返籍者发给护照及路费,并对其私人财物加以保护,准予带走。对工厂、企业、银行等部门的人员,绝大多数予以留用。这种对敌伪人员的宽大政策,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是党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进行的创造性实践,对安定社会秩序、稳定新生的人民政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接管的物资,除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归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代管或管理外,地方的由人民政府的银行、公司接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充实国库。对接管财产的使用,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和制度。银川市军管会模范地执行了党的各项政策,并借鉴老解放区城市接管的工作经验,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使军事接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并胜利完成。各公共机关和学校、企业、工厂都迅速复工、复课、复业,在接管期间没有发生过大的暴力事件,新的革命秩序开始建立。

    二、肃清匪特,巩固治安,建立革命秩序

    第一,迅速登记、收容和处理了银川市内的国民党官兵与散兵游勇。解放军进入银川市前夕,国民党宁夏兵团十一军及市内驻军溃散各地, 对社会治安造成极大威胁。解放军进城后,银川市军管会成立联络处,专门进行登记,收容、遣散此类人员, 10月上旬大致进行完毕。11月上旬,户口检查全部完成。至此,流散在银川市的 7000余名旧军人得到适当安置和遣散,收缴手枪 145支、步枪 72支及一部分其他零散军用品。

第二,开展社会调查,颁发布告,要求特务报告登记。国民党、马鸿逵在宁夏的政权垮台前,曾部署很多潜伏特务,企图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共产党对报到登记、主动坦白的特务分子实行宽大政策,但这些人起初仍对党的政策持怀疑观望态度。经银川市军管会广泛进行社会调查和政策宣传后,他们纷纷到银川市军管会报到登记,并交出私藏文件、电台、武器,有些逃到外地躲藏的也主动来报到登记。截至 11 5,报到登记的蒋、马特务组织有 5 26个单位,特务人员147,交出电台 14部、密码 21种。特务人员登记后进行了宣誓,保证今后再不进行反人民政府及人民解放军的活动。银川市军管会还举办了特工人员训练班,认真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

    第三,建立人民法庭,对有破坏活动的敌特分子和危害人民利益的破坏分子予以惩办和处罚。到 11,共破获敌特分子破坏案 33,人民法庭迅速审理,对情节不重的快结快放,对关押的罪犯实行文明改造,注意监狱的卫生和管理,严禁警卫人员打骂和虐待犯人。

第四,清查户口,整顿市容,逐步建立新秩序。银川市军管会于 112日进行全市户口大检查。以此为基础,重新整顿户籍和门牌,发动群众做好防范工作,使特务分子无容身之地,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第五,废除保甲制度,建立了市、区人民政府,并对难民、贫民进行救济,共拨出 1万斤粮食、300套被服,解决了一些紧迫的社会问题。

三、稳定金融和恢复生产

银川市刚解放时,因为商户存货不多,加之新政权税收、贸易、金融工作开展稍晚,解放军进城后的第三个星期,物价就上涨了两三倍,银洋黑市交易活跃。1 0月上旬,人民政府的税收、贸易、银行工作开展后,结合宣传党的政策,民心逐渐稳定,物价渐趋下降 25%。银川市军管会还组织跨省贸易,换回了部分必需品。银行开始营业,禁止使用银洋,开办汇兑点 14,开展定期存款、折实存物业务,兑回银洋 2800多元。税收工作也逐步走上正轨,人民币得以回笼和占领市场。

    在恢复生产方面,由于宁夏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为数不多的工厂主要集中在银川市,且大多数厂房破败,机器陈旧,工人待遇极低,许多工厂已停产数月甚至数年。人民政府首先对各工厂进行调查分析,分轻重缓急,采取不同措施。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工厂给予大力扶持,除组织人力外,还投入大量资金帮助恢复生产。政府总共向公营工厂投入 1亿元(旧人民币)资金,拨给电灯公司 50头运炭骆驼。公营工厂在宁夏解放后第一个月发给维持费,有的发给补助费, 11月份开始发放工资。对火柴厂、玻璃厂等进行整顿,帮助恢复了生产。在恢复生产过程中,对工人阶级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发动,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并成立了工会组织,工人普遍情绪高涨,产量较过去大幅度提高。如面粉厂、机器厂、造纸厂、毛线厂等,产量比解放前平均提高 100%以上。

四、积极恢复、整顿文化教育工作

针对解放前银川市学校多、学生少的状况,确定了积极整顿、逐步改革的方针。为尽快使接收的 6所中学、10所小学复课,稳定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情绪,银川市军管会向学校和教职员工反复宣传党的政策,进行深入的思想工作。规定各校一律成立临时校务管理委员会,作为学校的最高领导机关,学生也派代表参加。以民主方式初步评定教职员工的薪金, 制定了人员编制、经费标准及公费生待遇,经银川市军管会审批后执行。废除国民党教育制度中一切反动的内容,取消政治训导、童子军训等制度,撤销公民课程,删改国文、历史、教育概论等教材。各校普遍增设政治课,初步改善管理体制和课程。用首长演讲、组织学生会、购置新书报、出墙报及召开生活检讨会等各种形式,启发教职员工、学生的政治觉悟,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学生人数剧增至原来的 2倍。在此基础上,为了集中学校师资更好地办学, 6个中学合并为 4个。对文化机关和团体,银川市军管会下大气力进行整顿和建设。把民国日报社、中央分社、印刷厂合编在一起,投入 1000多万元(旧人民币) ,创编了《新闻简报》,为创办《宁夏日报》打下了基础;投入几十万元加强民教馆、图书馆的建设;投入 200多万元(旧人民币)和一部分物资恢复电影院,并整顿两个旧剧院,把“觉民学社”改为人民剧院,把“庚辰俱乐部”改编为京剧院。

    银川市军管会作为宁夏解放初期地方最高权力机关,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治安等各个方面,进行一系列卓有成效、细致周密的工作,初步形成一种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文化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的较好局面,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机构和深入开展各项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1949 12 23,宁夏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潘自力任主席,邢肇棠、李景林、孙殿才任副主席。①1953年宁夏省开始进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 1954 6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撤销宁夏省建置, 9月正式宣布了甘肃、宁夏两省合并为新的甘肃省②。尽管由于宁夏省建置的撤销, 使宁夏地区“一五”期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银川市的市政建设等受到一定的影响, 1950- 1957年是宁夏人口迁移增长最快的时期,移民的大量迁入,掀开了宁夏历史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为支援宁夏建设,减轻大城市以及人口稠密省区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党和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宁夏移民。1950 12 ,宁夏、北京两省市商定由北京向宁夏移民,宁夏省政府成立了移民安置委员会并在银川设立 2个移民招待所接待安置移民。当年接收第一批北京移民 1500,次年又接收 795,分别安置在贺兰、永宁、青铜峡、灵武和盐池县。1955,北京市组织无业失业人员、艺人、小摊贩以及国民党军政人员等 5904人到银川、吴忠安家落户,其中 1930人在灵武县梧桐树乡安家落户并成立京建大队。1 956 4,从北京移民 1413人到银川郊区安家落户从事农业生产。1956 5,北京组织 19户、103名回族移民到固原县大营区西梁乡红旗农业社安家落户。1956,上海市向银川专区迁移 1500名单身青年妇女参加农业生产。3年中共安置移民20多万人,占黄灌区总人口的 269%。不久恰遇三年困难时期,移民开始返乡。这些移民的到来,对宁夏的建设发展和以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宁夏省解放初期移民

一、移民类型

新中国成立之初,正值国民经济进入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当时为了恢复和发展宁夏的各项事业,全面完成“一五”计划各项任务,国家动员解放军就地转业、复员,并有计划、有组织地抽调一大批干部、职工和动员一部分农民来宁夏,和当地人民共同开发建设新宁夏、新银川,极大地促进了银川的发展。这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银川人口与经济同步增长的时期。1 950- 1957年是宁夏人口迁移增长最快的时期,根据《中国人口·宁夏分卷》的统计, 8年共迁入 625092万人,迁出334920万人,净迁入 290172万人,平均每年迁入 36万人。这其中迁移到银川的人口占了绝大部分。

 

1950- 1957年宁夏人口迁移统计表

 

年份

迁入()

迁出()

净迁入()

迁移增长率( %)

1950

61293

23427

37866

60.96

 

1951

64440

24210

41230

55.68

 

1952

87674

33229

54445

59.00

 

1953

95484

39423

56061

64.95

 

1954

74461

46409

28052

38.13

 

1955

61603

34426

27177

40.53

 

1956

84657

55362

29295

42.39

 

1957

95480

78434

17046

23.16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宁夏分册》。

这些移民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人员。

1.支援宁夏的干部队伍。干部调动是宁夏迁入人口的经常性来源之一。宁夏属老少边穷地区,社会形势复杂,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着严峻考验。为巩固人民政权,加强地方各项事业的建设, 1951- 1954,国家从外省区陆续向宁夏调配了多批干部。又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分配来约 400名新干部,建立了各市、县、旗党政机构。仅 1950 年从外省迁移干部近 3000人。撤省后,从外省区又陆续调配了一批批的干部到宁夏,充实到各部门中。仅宁夏邮电部门,就调入干部 36人。1 950 ,全省干部 6700,从外省调入干部就有 3000多人。此后党和政府不断从外地向宁夏输送干部,使宁夏的干部队伍不断壮大。到 1954,干部总数由 1950年年底的 6700人发展到 1954年的 12994人。以回族干部为例,宁夏建省前只有 2名省级回族干部、7名地厅级回族干部,县级回族干部不到 20人。中央组织部向各省发出通知,要求支援宁夏县处级以上干部。后来调来了甘春雷、杨辛、霍流、丁毅民等 100位回族高级领导干部。中央军委铁道兵部队将原渤海回民支队的 174名回族干部分两批安排到宁夏工作。另外还从天津招收了 276名回族知识青年来宁夏工作,后来又从各省调配各级回族干部 600多人,其中 80%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老干部,具有很高的政策水平和领导经验。这几批干部的迁入,充实了宁夏干部队伍的数量,特别是少数民族干部,并且大大提高了干部队伍的素质,为宁夏各项事业的发展和民族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了基础。

2.来宁知识分子。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的知识分子以及大量的大学毕业生以支援边疆的名义来到宁夏,其中多数生活、工作在银川地区。近年来出版的《宁夏名人录》中所收录的 700多位副高以上职称的宁夏专家学者中,大部分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从全国各地大中专院校分配到宁夏的毕业生。据统计, 579位自然科学专家中, 21人是宁夏

籍外,其余全部为外省人。这个数字足以说明这批毕业生对宁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支撑作用。

1949年宁夏解放时,教育基础十分薄弱,共有 639所小学、中学及15所中专院校,没有一所高等院校。1957,宁夏成立了三所高等院校, 小学、中学发展也十分迅猛。大量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迁移到宁夏,充实到宁夏各级教育队伍中。1 956,宁夏(时属甘肃省)从上海、天津等地招收了 4000名青年,安排到银川师范等 11所师范学校培训,经过培训后, 分到各个小学任教。

3.安置就业人口。新中国成立初期,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城市失业人员达到 400多万人,相当于 1949年末全国在职职工人数的一半。在党和政府的正确方针指引下,根据生产建设的需要,结合失业人员、闲散劳动力的特长,一方面采取就地安置就业,组织回乡生产自救;另一方面动员和支持一部分人支援边疆建设和垦荒。由于宁夏地广人稀,又有黄河灌溉之便,国家便将宁夏纳入实施该计划的范围。1 950 12,宁夏、北京两地人民政府商定,由北京市向宁夏移民。宁夏专门成立移民委员会,在银川设立了两个移民接待站,分派干部负责北京移民的接待、管理、教育和分配等事务。第一批移民人数为 1500人。1951,北京移民 795人分三批抵达银川,受到热烈欢迎。这些移民中, 583人被安置到贺兰、永宁等县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还有安置到机关、学校、商业等单位就业当干部、教员、厨师、勤务、保姆及参军的,另外将无劳动能力的老弱孤残移民安置在盐池县生产教养院。贺兰县京星农场正是由这些移民组建的。1955,北京市组织无业失业人员、艺人、小摊贩以及国民党军政人员等5904人到银川、吴忠安家落户,其中 1930人在灵武县梧桐树乡安家落户成立京建大队。1956 4,北京移民 310(其中回民 17)1413人全部安置在银川市新民、民乐、北塔、新城镇、砖渠和五里台等郊区各农业社从事劳动生产和社会主义建设。

    另外,在支宁的大军中,还有一批十分特殊的人物,他们就是很多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员,被从上海、北京等地“下放”到宁夏,这批人往往是科技人才和文教骨干,他们的迁入也为宁夏建设注入了积极的因素。1 955 5- 8,北京市共有 2025名移民分 8批来到宁夏贺兰县。他们被分成 4个村, 8个生产队,住进政府为他们盖好的房子里。这些移民中包括袁世凯的六姨太叶秦,袁世凯的儿子袁巨勋。最初,这里没有具体地名,后来叫新建乡, 1961年初改为“京星农牧场”,意为北京一颗明亮的星星,在宁夏大地上闪闪发光。后来,京星农牧场又接收了浙江湖州市迁来的支宁青年和河南周口市移民。他们是国家计划下的移民大军。从京星农牧场开始,大批支援宁夏建设的人陆续汇集到宁夏,就像小溪流汇入大河,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

此外, 1956,上海也向银川迁来了 1500名单身青年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上海也是这一时期向宁夏输出人口的主要地区,据《中国人口·宁夏分册》的统计,这一时期上海向宁夏迁入了 3.28万人。

4.库区移民。由于黄河三门峡水电站的建设问题,陕西与甘肃商定, 1956年起,将三门峡上游陕西库淹没区内的农民迁往宁夏的银川专区和吴忠自治州落户, 1956 8 15,从陕西三门峡水库区迁至银川的第一批移民 375人到达银川。至 26, 5000多人分批到达。1956 ,甘肃省民政厅分配 6000名河北省移民安置到宁夏,这批移民都是因受灾严重不能恢复生产的灾民。1957年又有近万名陕西水库移民安置到宁夏各地。后来,由于三门峡水利工程压缩,移民停止。一些移民相继返乡。到同年 8,三门峡移民只剩下不到 29931, 1962,陕西移民全部返回原籍。

1956年陕西移民安置情况             单位:

市县

人数

市县

人数

市县

人数

银川市

1870

石嘴山市

1636

吴忠县

187

 

永宁县

282

平罗县

1825

青铜峡市

1750

贺兰县

7004

陶乐县

8674

中宁县

3017

中卫县

1922

平吉堡奶牛场

1764

合计

29931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宁夏分册》。

5.复转军人。1949 9,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解放了宁夏,为接收国民党旧政权,建立各级人民政府,各类干部空缺很大,急需补充。宁夏解放后,为满足新政权对干部的需要,老区原三边地委、中共宁夏工委从陕、甘、宁革命老区和十九兵团派遣干部 1149名到宁夏参加建设。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逐渐稳固、全面转入和平时期经济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批军人复员转业。1949 12,毛泽东发布《军委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说:“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

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1952 2 ,中国人民解放军 31个师转为建设师,其中 15个师被用于农业生产, 建立了一批农场,分布在甘肃、宁夏、山东、江苏、新疆等地。鉴于宁夏所处的战略地位以及宁夏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低下的状况,一部分驻宁部队开始了艰苦的屯田垦荒事业。早在 1949年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九五师五八四团进驻贺兰,垦荒 1000多亩,并开挖两条水渠。1950年因赴朝参战而放弃,后成为京星农牧场的前身。1950 12 1,西北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央农业部和西农部的意见,决定由宁夏军区负责筹建, 地方政府予以协助,于宁夏军区成立建场筹备处,抽调后勤部副政委高宜之与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垦荒先遣队在宁夏灵武县开创西北地区第一家机械化国营农场- -- 灵武农场,拉开了宁夏现代垦殖事业的序幕。当时只有 25名干部职工。他们是:高宜之、高镇安、折启发、刘思明、关振汉、黄嘉瑶、赵立喜、屈德林、李景三、刘钟宽、刘勇、冯继祖、刘博森、刘同祥、冯明汉、王裕德、张炳焕、周旭安、侯振义、张秀山、刘西文、巴荣裕、郭醒毅、杨胜山、孟庆华。高宜之出任场长,其他领导骨干除抽调外, 大部分是部队复转军人。随后又有农业建设第一师创建前进国营农场等,为宁夏农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6.工矿业移民。为了加速开发宁夏丰富的矿业资源和进行工业建设, 20世纪 5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有计划地从辽宁、江苏、陕西、山西、甘肃等地共抽调 5万余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来宁。为解决职工家属两地分居问题,家属的后期迁入也在此时期占较大的数量。其他工业领域也调来了很多干部职工,有些甚至整厂迁移到宁夏,这些企业大多落户银川地区。如 1956,上海福康制毡厂迁到银川,并入银川毛纺厂。

工矿业移民安置情况表

年份

来源地

人数()

分配地

 

1956.1

陕西铜川

400

石嘴山煤 146煤田勘探队

 

1956.8

 

西安煤管局

40

石嘴山煤 146煤田勘探队

山东、河南

50

石嘴山煤 146煤田勘探队

 

1957

 

山西大同

2000

石嘴山矿务局

陕西煤管局

1000

石嘴山矿务局

陕西铜川

2000

石嘴山矿务局

 

 

7.灾民及侨民。宁夏当时的移民还包括因大灾逃来的灾民。1956, 因生活所迫,贺兰县迁入柯尔克孜族 290, 1957年增加到 301,以后逐年减少, 1961年全部迁出。1957,由于外省区灾情流入银川及各县的灾民达 1900余人,其中安徽省占 1/3,山东、河南、陕西、河北、四川、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西、内蒙古等省区占 2/3。流入的灾民大多数为农民,民政部门采取边救济、边教育、边动员的办法使灾民返乡,最后仅有 6户、33名灾民坚决留下,被安置参加农业生产。1953 12 1, 日本侨民 40户、88人被分别安置在国营前进农场和灵武农场就业,但是这些人在宁夏时间不长,次年即由政府遣送回国。            

二、移民建设典型

()国营前进农场①

根据毛泽东主席 1949 12 5日的指示, 1950 4,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将所属的部分部队转为生产队,创建国营农场。1950,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第一次精简整编。1 1,独二军建制撤销,奉命与原西北独立一师二团合编为西北军区独立一师。原独二军副军长马悖信任师长,原独二军二师政委张建纲任政委,原独二军一师二团政委王世杰任副师长兼参谋长,原独二军一师师长卡得云任副师长。整编后全师辖一、二、三团,共有官兵 6000余人。1 952 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一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经济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 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武器,捍卫祖国。”

据此,这年的 4 1,该师正式转为农业建设第一师,师长、政委未变,仍辖 3个团,机关缩减出的人员和直属队全部编入各团,每团 3个营 12个连队,全师 6180人。

    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从宁夏平罗西大滩的荒地中划出 33万亩归属农建一师,创建西大滩国营农场。西北农林部将场名定为“农建一师国营平罗机械农场”,下设 3个分场。1 953 1,场名又改为“农建一师国营前进机械农场”。4,三团归建后农建一师全面进军西大滩。一团团长韩哲生、政委安继周率团以黄家坊子为团部,创建第一分场;二团团长白友山、政委王志峰率团以北施家场子为团部,创建第二分场;三团团长马慎吾、政委刘云海率团以强家田为团部,创建第三分场。全师耕地面积233万余亩。师部先后派出 80多人外出学习经营管理、农业生产和农机驾驶修理技术。西北农林部还派来 28名拖拉机手,成立了机耕队。根据西北行政委员会指示精神, 1953 11,农建一师国营前进机械农场归属宁夏省人民政府领导。原部队建制的营和连,分别改为 3个作业站、12 个生产队。同时还招募浙江、四川、甘肃、陕西等地的青壮年分别到宁夏各农场定居工作。1954 3,农建一师国营前进农场召开首届劳模表彰大会,出席劳模 101人。8,农建一师抽调 100多名官兵到原宁朔县良种繁殖农场,进行扩建垦殖,将场名改称连湖农场。次年 5,又抽调100多名官兵到暖泉农场开荒造田,创办农场。从 1952年至 1955,农建一师在荒无人烟、树无一株,只有盐蒿、芨芨草,外国专家预言根本不能办农场的西大滩,安营扎寨,风餐露宿,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开凿水

,开荒种地,植树造林,生产粮油 210多万公斤,拥有固定资产 236万元,为国营前进农场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95510,甘肃省委(此时宁夏省撤销并入甘肃省)根据国务院农业部的指示决定,农建一师集体转业,撤销建制和番号,人员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3个团改为独立核算的国营前进一、二、三场。前农建一师有干部923,战士 4370, 5290余人,除前进一场留用 765,二场留用853,三场留用853,共计 2471人外,其余复员 620,调入宁夏各国营农场及地方814人。前进农场后来为宁夏农垦系统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当年开发西大滩的干部战士,不少参加创建并长期留在连湖、暖泉、芦花台等国营农场,成为宁夏农垦战线的骨干。后来,当年的官兵们陆续在国营前进农场等农垦系统离退休,如今不少人已经作古,但他们为抗战和宁夏的建设做出的贡献,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另外, 1950年至 1957,从北京、南京、兰州等军队复转到宁夏农垦、军垦的官兵共计 2100余人。他们中有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有经过八年抗战的老八路,有投身解放战争的老战士,有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还有建国后参军的士兵。这些复转官兵在开发建设宁夏农垦的战斗中,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累,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发扬人民军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光荣传统,积极投身到宁夏军垦农垦的创建。

    ()京星农牧场

京星农牧场是由 1955年先后分 8 2300多名从北京城区迁来的城市居民、浙江湖州市迁来的支宁青年、河南周口市的移民和全国其他省、市移民以及本地农户共同组建的一个农牧场。其南北长约 53公里, 东西宽约 25公里,总面积约 12平方公里。全场下设 6个生产队, 178 758,耕地面积 10341,人均拥有耕地 132,水稻是京星农牧场唯一一项优势特色产业。从建场伊始到 1979年的 25年间,京星农牧场体制多次变动,由乡改为大队,由国营农场改为集体农场。京星农牧场的变迁,不仅反映了几代移民人的生活轨迹,更体现着国家数十年移民政策的变迁。

1954,党和国家发出了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大省市有组织地向祖国大西北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量移民的号召。此次移民是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执行党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的重大决策。毛泽东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中》指出, “我们要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开荒四亿到五亿亩”,并提出开发大西北的战略决策。根据国家计划,全国迅速掀起了支援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热潮,接收安置移民的任务主要落实到了甘肃、青海和新疆三个省区。同时,由于解放后大批的城市居民面临就业、生活困难的状况,为了减轻政府的负担,北京市人民政府率先响应国家的战略决策,号召北京市人民报名到祖国大西北参加开发建设。当时甘肃省面积有 78万多平方公里,耕地仅为 6800万亩,占全省总面积的 5%,而且有可垦荒地 3000万亩,大多集中在银川和张掖专区,在银川专区贺兰县有 30多万亩荒地等待开发。贺兰县具备接待安置北京、上海乃至陕西、河南数以万计移民的优越条件。中共甘肃省委在贯彻执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划中规定, 12年内要接收移民 200万~3 00万人,每年要接收 20万~3 0万人,因此贺兰地区成为接收移民的重要地区。1955 1,银川专署遵照甘肃省委的指示,决定在贺兰县安置北京移民 2000余人。1 21,贺兰县人民政府制订安置北京移民计划,对各项经费概算、安置地点和房屋修建事宜做了认真地研究和安排。5- 8,北京移民 2000多人分 8批分别从北京乘火车出发,到包头以后,再分乘十多辆卡车进入甘肃省境内,经过三天的长途奔波,到达安置点贺兰县。5 24日下午,首批 55230人北京移民到达,分配房屋 100间。配置标准, 3人以下 1, 6人以下 2, 7人以上 3间。自 1955 5 24日到 8月底,接收安置北京移民 8 468,共计2025人。分别安置在 4个自然村,一村131585, 二村 109482,三村134 570,四村91388人。为解决移民子女上学问题,又于 1955 6月建立完全小学1,首批学生330名。全部移民中,男性 1076,女性 949;汉族 1872,满族 130,蒙古族 3 ,回族 8,朝鲜族 8,彝族 4;小手工业者 278,农民 3,自由职业者 46,小商贩 56,资本家 7,国民党军政人员 44户。

由于移民民族、身份、文化素养的不同,安置工作分类进行。移民中的知识分子和有技能的人才 56人被安置进入机关、学校、煤矿工作。甘肃省第二文化干校也招收张贤亮、刘小钧等 12名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人做教员。

随后,河南省商丘县、淮阳县先后向宁夏移民 828 4204人。商丘县移民安置在永宁县,淮阳县移民安置在贺兰京星农场。另外,石嘴山矿务局精简人员时有 210名河南移民矿工也被安置在京星农牧场。浙江省温岭、吴兴、黄岩三县 28个公社 5075人迁到贺兰县,其中青壮年 4161 ,家属 914人。其中吴兴县1500余人被安置在京星农牧场。但由于气候、生活条件的原因,这些人大部分在第二年开始返回,仅剩下 200余人。

京星农牧场历经数次行政变迁。北京、浙江、河南移民与当地群众分别安置,与当地群众分开,分为北京移民居住在一队、二队、四队、六队, 浙江移民居住在三队,河南移民居住在五队。目前,全场共有大中型农机具 240多台() ,人均拥有量和机械综合作业率位居全区首位。2 008, 全场水稻总产量 5181,农民人均纯收入 592699, 2007年增长12%, 2008年被贺兰县评为文明单位, 1997年被银川市人民政府评为“基本实现小康乡”荣誉称号。京星干渠是灌溉全场农田的唯一一条渠系,全长 45公里,流经立岗、星光、幸福及京星全场 6个生产队,灌溉面积 8400多亩。2006,在全县率先推行信用社代收水费机制,京星干渠水利协会成为全县第一个实行水费代收模式的协会。2 0062007,投资60余万元在南北两处修建了 2条引水渠,解决了全场灌溉问题。

京星农牧场位于黄河岸边,耕地多以盐碱土质为主,地下流沙大,部分耕地紧靠黄河,黄河涨水为河,退水为田,且经常发生塌方现象。长期以来,京星移民与养育他的黄河做着艰苦不懈的斗争。2003,京星移民不断到北京、区、市、县越级上访,要求解决移民历史遗留问题,即解决户口和最低生活保障问题,成为当时全县上访老户。为确保全场社会稳定,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县等主要领导十分关心移民生产生活,不但解决了户口问题,将移民全部转为城镇户口,而且让达到一定年龄及生活贫困居民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同时规定京星小学毕业后的学生一律到贺兰县第一中学就读。这些优惠政策在移民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稳定了移民的情绪,越级上访大大减少。20086,贺兰县政府再次给予京星农牧场特殊政策,解决全场基本社会养老保险。截至目前,全场缴纳养老保险金已达150多人,符合条件享受养老金政策的已有 60余人。该项政策彻底解决了京星农牧场多年来的越级上访问题,对于农牧场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移民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银川市的工商业极端落后,全市只有一座装机容量为 100千瓦的火力发电所,一个有 10台破旧车床的修械所(实为军用) , 一家年产 640吨面粉的加工厂和一个小型简易印刷厂及一些手工作坊, 基本上无现代工业可言。商业多为饮食业、服务业和一些流动的小商小贩。全市有各种私营工商业 2242,其中工业 744,商业 775,摊贩723户。新中国成立后到自治区成立以前,银川工业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和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个重大变革时期。仅以煤炭工业为例, 1956,煤炭部决定成立石嘴山煤矿筹建处后,石嘴山矿区的职工队伍迅速发展成为一个 2万人的建设团体,其中大部分为外省人。部分企

业的老职工及家属来自同一地区甚至同一厂矿,比如一矿主要来自本溪;二矿、三矿主要来自鹤岗、双鸭山;白芨沟矿主要来自甘肃山丹……由于矿区分布散,在较长一段时间,形成了一些方言、生活习惯方面明显区别于周围地区的“外省人文小区”,一度成为石嘴山市的地方特色。  

 其他工业领域也调来了很多干部职工,有些甚至整厂迁移到宁夏, 其中大部分安排在银川地区。如 1956,上海福康制毡厂迁到银川,并入银川毛纺厂;红旗服装厂由南京迁到银川。后来,相继有银川被服厂、银川五金厂、银川电料厂、康乐木器厂、银川磷肥厂、银川橡胶厂、吴忠配件厂、青山试验机厂、长城机床厂、银川起重机厂、大河机床厂、青铜峡铝厂、西北轴承厂、905厂、吴忠仪表厂、银川仪表厂等 15个工厂迁建为本地企业。

新中国成立初至 1954,银川百业待兴,新的人民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恢复、扶持、发展生产。在党的领导下,劳动人民焕发出当家做主的劳动热情,在援建银川的广大移民的努力下,加上政府采取了加工订货、发放贷款、进行私商重估财产、调整登记,平抑物价、歇业指导等一系列措施, 1949 12 19日宁夏人民电厂(原宁夏电灯公司)开始送电照明后,随之银川的面粉厂、机器厂、毛线厂等企业恢复了正常生产,1951,从事工业生产的户数已达 1106户。1954,银川市开始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掀起建立手工业合作社的高潮。到 1956 年底,合作社已经有 34, 99%的从业人员加入了合作社,加上私营工商业主纷纷要求公私合营,实现了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手工业合作化。这几年工业发展中最具意义的是银川发电厂的建成,为银川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基础。1 952,建起了宁夏第一个电厂- -- 银川发电厂,装机容量 500千瓦,并相继建设和改造了棉织品厂、面粉厂、毛纺厂、酒厂、糖厂等,但规模很小。到1956年底,银川市已有工业企业170,完成工业总产值2197万元,1949年的75,属于恢复性初期发展。这一阶段,工业增长的主导产业是轻工业,1957,银川市轻重工业比为827:173。工业经济结构由解放时的私有制为主体转变为国有、集体经济为主体。

第二节移民特点

一、移民类型的多样性

移民在宁夏,特别是在银川,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银川的历史发展, 是伴随着移民的历程走过来的。由于时代背景、历史原因不同,当代银川移民历史的内容和特征与银川古代、近代移民历史的内容和特征有着明显的不同,银川移民类型的多样性、移民的大进大出成为这一历史阶段的突出特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银川红色政权需要大量的各领域的干部充实到各个领域岗位上。为解决银川的干部问题,除留用一部分旧政权的业务干部和技术人员之外,还从十九兵团、三边地方武装部队、回汉支队、回民骑兵团等抽调大批部队官兵,参加接收工作和地方政权建设,后由于抗美援朝军事需要,大批干部又纷纷离开宁夏。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从陕北老区支援宁夏的大批干部,以及 1951- 1954,从外省区陆续调配一批批的干部来到银川,充实到各部门中。当时在开发大西北的号召下,北京、上海和浙江等地大批移民来到银川等地,加入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工农业各条战线之中。同时,从全国各医学院、护校分配和天津支宁的医务人员成为银川医药卫生系统的主要力量,有些成为权威专家。还有一批十分特殊的人物,即许多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员被从上海、北京等地“下放”到银川,或发挥其特长或监督劳动。另外,新中国成立之初从陕西、湖南、广东、江苏等省调来了一批罪犯,建立了劳改农场,他们也成为银川当代移民屯垦的一部分。最后,因灾逃荒到银川的自流人员也有部分留在了银川地区安家落户。20世纪 50年代宁夏移民为迁入人口增长幅度最大的时期, 1949年至 1956,由区外迁入人口为 10651万人,年均迁入率为 6718,迁往区外为 5416万人,年均迁出率为3416,净迁入人口为 5235万人,年均净迁入率为 3302‰。

众多的移民为银川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共同为银川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浙江人的精明、创新,四川人的吃苦耐劳,河南人的敢闯敢干,这些品质的汇聚给银川带来深刻的影响。来自上海等地的移民,又在银川人的粗犷、豪放中注入了江南的细腻与温柔。工业移民的涌入,把工业文明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带进了银川人的社会生活。

    二、移民文化的融合性

    民族的迁徙与民族文化的相互传播,不仅是中华民族各个原始族群特有的文化现象,也是人类社会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历代银川近乎是一个移民区,不间断的外来移民,为银川带来的是不断融合、不断更新的多元文化的丰富内涵,对银川的历史文化交融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银川可以说已经汇聚了五湖四海之人:银川有天下人,而天下少银川人。在银川移民文化根植于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移民精神。

1.银川移民文化逐渐融合的过程。移民社会的特点之一是传统力量薄弱,人们通常会向往新奇事物;此外是多元文化心态汇合,形成民众开放的心理。从历史上来看银川移民文化,其意义不仅在于落后民族汲取先进文化的同时,自身在自觉不自觉之中为先进文化所同化;而且它也为先进民族的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赋予其生机与活力。

    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一代银川移民,身上还固执地保留着包括口音、饮食、生活方式与观念等各方面的家乡文化特征,那么第一代移民与当地人或异乡人通婚的后代- -- 第二代移民身上的特征已不那么显著。他们在继承父母一代的文化亲缘关系的同时,对多个区域的文化进行吸收和新陈代谢,形成了第二代移民包容、开放的性格。如今,第三代移民也初长成,他们的血统更加复杂。尽管户口本“籍贯”一栏还填着祖父家乡的名称,但他们与祖籍的联系逐渐减少,正成长为这个城市的标准市民。

2.银川移民文化凝聚着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银川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其文化观念并不狭隘,而是非常开放,地方虽小却很有包容度,凝聚着各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无论前进道路上遇到多少曲折和坎坷,银川地区各族人民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始终坚定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祖国统一。实践充分表明,银川移民的团结奋斗精神,是我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典型缩影,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重要体现。

3.银川移民文化的多元形态。银川地区自古迄今的历史进程,体现的都是移民文化的时空。当先前的外来文化逐渐融入本土文化之后,新一轮的民族迁徙或大规模的屯田,又会带来新的外来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贺兰山文化、西夏文化、文化、沙漠文化等,这些以不同的形式承载着的文化,归根结底都是农业文化和草原文化,它才是银川多元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移民文化表现为形态多元与兼具开拓进取、不畏艰险的精神。自秦汉至明清,移民文化伴随着战争,战争持续拉动移民。战后的移民,面对的是荒凉凋敝的自然环境和破败的社会现实。移民要在战乱的废墟上重建家园,无论是军事性的移民,还是政治性的移民,都要拼搏劳作,善于开拓,锐意进取,人们才能生存,社会经济才能推进和发展。现代一批批移民在银川扎根,凭着那么一股“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那么一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自强不息,埋头苦干,经过一代又一代拓荒者和建设者的辛勤耕耘,取得了一个个令人惊叹的业绩,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

三、人口迁移受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和有关政策的制约国家有组织的计划性迁移在这一时期银川迁移总量中占了大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迁移主要与经济发展相联系。同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口迁移特别是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迁移调配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从根本上否定了人口自由流动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以银川为例,为尽快建立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进行了干部的调配、培养、选拔等方面的工作。根据银川的行政区划、人口状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中央的关怀和兄弟省、市、自治区的大力支援下,先后从外地调入银川的各级各类干部共 6557,占干部总数的316%,其中党团员占 55%,回族干部占 13%,各级领导骨干占 104%,技术干部占 236%。这批干部中的大部分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专业知识和一定的工作经验,绝大部分都分配到党政机关和新建扩建的厂矿及水电系统。另外,还从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中选拔新干部 1676,充实到各基层单位。其间共调整、选拔干部 1万多名,基本上保证了自治区党政机关和各企事业单位的干部需要。从全国各地调到银川参加生产建设的各族干部、职工就达 7万人。从北京、南京来的 500多名中学毕业生到银川市后,经过短时间的学习、培训,就被分配到农村担任小学教师。从甘肃省调来的 700多名建筑工人和干部,担负起自治区基本建设和城市建设的重任。在筹建一批煤矿、工厂、大型水利工程时,国家煤炭部派来2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辽宁、甘肃等省派来近千名技术熟练的建筑工人, 冶金工业部、轻工业部和包头黑色冶金设计院都派来工作组帮助勘测厂址,进行工厂的设计。除了人才、技术上的援助外,大批厂矿、建设工程所需钢材、水泥、木材和机电设备也源源不断地运往银川。同时,各省、市、自治区还为银川代培了大量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天津、大连等市的 100余家企业就为自治区代培了 4800多名技术工人。

为支援和发展银川的文化艺术事业,在中央有关方面的协调和支持下,中国京剧院四团划拨银川,组建银川京剧团;上海华艺、光艺、红花越剧团选派部分演职人员组建了银川越剧团;在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央歌舞团、空军政治部歌舞团、铁道兵文工团和杂技团、北京军区政治部话剧团、全总文工团和话剧团、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中国杂技团、天津市杂技团等文艺团体的支持下,分别组建了银川歌舞团、银川话剧团、银川市杂技团,使银川的文化事业初具规模。这些文艺团体在很短的时间里,为自治区回汉各族人民编排了一批精彩节目,为自治区的成立和各项事业建设锦上添花。

    中国在实行计划经济时期,人口迁移同人口再生产一样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了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几十年来,尤其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级政府部门组织了一系列各种类型的人口迁移。此外,职工的招收和退休,兵员的征招和退伍,大专院校的招生和分配,以及干部的调配等等,都是在国家计划下安排的,这些都对国内人口迁移起到基本的制约作用。婚姻、投亲靠友等迁移虽属私人性质,但因牵涉到就业、就学、粮食供应等等问题,仍受到国家计划一定程度的制约。

为了使人口迁移同社会经济条件相互适应,政府部门在不同时期制定一系列有关政策。例如, 20世纪 5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对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实行严格控制,农村人口不能自由迁入城镇,中小城市的人口也不能自由迁入大城市。70年代进一步明确规定“从农村迁往市、镇,从其他城市迁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要严加控制。从镇迁往市,从小市迁往大市,从一般农村迁往市郊、镇郊农村,应适当控制”(见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进入 80年代以来, 根据社会经济新的发展形势,人口迁移政策有一定程度的变动,如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落户等。

中国根据本国的国情,把人口迁移置于国家计划和有关政策的制约之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下无疑是很必要的。这样大大减少了人口迁移中的自发性和盲目性,避免了因其规模和流向失控对社会经济的冲击, 否则毫无控制地让人口任意迁移,在中国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定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不符合全体人民根本和长远的利益。此外,有组织的计划性迁移,在经济发展、资源开发尤其是内地和边疆的建设上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由政府部门组织的人口迁移中失误之处也不少,其中有一些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另一些则属于主观与客观脱离,移民时没有充分论证其发展条件、经济效益及生态后果,不仅事与愿违,且劳民伤财。因此有组织的人口迁移虽起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与自发移民相比,花费大,问题多,巩固率低,也是事实。因此,今后除非很有必要,一般不应再由政府组织大规模的移民。政府的作用应主要放在引导、规划、法治、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会综合机制的健全上,也就是在人口迁移中只起间接的作用,具体事务应由企业或移民本人承担。

    新中国虽然对户口管理极为严格,却始终存在自发性的人口迁移, 规模有时竟超过政府组织的计划性移民,从深处看,这种现象仍属正常。首先,中国存在着促进人口迁移的客观经济需求,这就是地区之间人口、自然资源和生产力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三者比例关系的显著不平衡, 以及居民生活水准的显著不平衡,这些必然会产生引发人口迁移的“推力”和“拉力”;其次,中国地大人多,情况复杂,再周密的计划经济也无法安排得面面俱到;再次,中国的计划经济也存在不少有待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有关人口迁移的政策及其组织管理工作也同样需要不断改进。就“自流人员”本身而言,促使他们离乡背井迁居遥远的异地谋生,动机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根本上乃是一个经济因素,就是想挣取更多的收入,或者改善生活条件。此外,其他动机也不少,如有的地区地理条件差,水源或烧柴难以解决,有的属地方病多发高发区,还有的人想多生孩子,往往设法迁往生育政策相对宽松的地区去。

    四、20世纪 50年代大背景

    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移民边疆、建设边疆是国家的重要决策。其间银川地区大规模移民也属于边疆省份移民的一部分。

    边疆移民的范围从一开始就是全国性的,东北、西北、西南、东南的边疆地区均有大批人员移入。边疆移民基本上分为两种类型:政府出面组织的集体移民和农村人口的自发移民。边疆集体移民在 1949年底就开始了,主要是灾民安置,规模不大。国家有组织地大规模从内地向边远地区移民则始自 1956年。当年春夏两季,从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和上海移往黑龙江、甘肃、宁夏、青海、江西、内蒙古、新疆的移民达 433 万余人,其中仅江浙地区赴宁夏的就有 81万人之多。国家对这项事业非常重视,仅黑龙江、甘肃、宁夏、青海和内蒙古等 9个省区就为移民工作投资 1亿余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边疆移民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

    1.政治、军事性因素的移民,比如屯垦戍边。这是历史上大规模边疆移民的首要因素。所不同的是,新中国向边疆移民首先是出于政治上完成国家统一、军事上追歼反动军队残余的需要。这期间的屯垦是解决军队补给困难,与历史上的军屯异曲同工。如 1949 10月人民解放军奉命进军新疆,由于边疆的穷困、路途的遥远及交通的落后,部队的给养供应极为困难。朱德在当时给王震的信中指出,军队“如不提倡生产,将不能生存,更不能维持秩序”,强调“今后你们以生产为保持军队生活,明春即发动是最重要的事”。有鉴于此, 1950 1,新疆军区发布了大生产的命令,抽出一半以上的军队屯垦,宁夏也如此,早在 1949年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九五师五八四团就进驻贺兰,垦荒 1000多亩,开挖两条水渠。1950年因赴朝参战而放弃,后成为京星农牧场的前身。随着国内和平的实现,驻疆部队生产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19522,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发出《关于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站在国防的最前线,经济建设的最前线”“成为有熟练技术的建设突击队”。中央决定进行军队整编,把一部分师团成建制地转为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

2.解决就业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失业问题相当严重,同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也已显现。19528月公布的《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其基本思路之一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向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移民,在不破坏水土保持及不妨害畜牧业发展的条件下,进行垦荒,扩大耕地面积”。

    同样,退出现役的军人安置工作也十分重要。为提高军队质量,并减少军费支出, 1957,中央军委决定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现有的员额裁减1/3,并在 2年内分期实现。为安置复员军人并考虑到巩固边防,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为此有大批转业军人转业安置在银川地区。

3.加快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建设。边疆地区占我国领土面积的 50%60%,拥有丰富的为国民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自然资源,诸如宁夏、新疆等地区的开发建设,也吸引容纳了成千上万的省外人员移入。

4.灾荒。我国地域辽阔,水旱灾害年年都有发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自然灾害尤其突出。1 952,我国受灾面积达 8000多万公顷。其他年份由各种自然灾害造成的全国受灾面积基本在 2亿~3亿公顷。成灾面积比重最高的达到 686%,最少的也达到 25%。因灾害造成的灾民数量惊人。据统计, 1949年全国灾民有 4000, 1950年有 3300, 1951年有 3000 , 1952年有 2700, 1953年有 3400万余人。流入银川及各县的灾民达 13万余人,其中安徽省占 1/3,山东、河南、陕西、河北、四川、湖南、江西、浙江、江苏、山西、内蒙古等省区占 2/3

5.其他原因。比如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就业。1 954年为解决犯人刑满后的就业问题,中国政府制定了《劳动改造罪犯刑满释放及安置就业暂行处理办法》,提出“在地广人稀地区改造的罪犯,刑期满了以后需要结合移民就地安家立业”,规定在这些人能够生产自给时,“由民政部门用移民办法,协助他们把家属接来,就地安家立业”。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移民兴起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处在刚刚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中,因而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表现在如下方面。

 

1.边疆移民的性质复杂。边疆移民也是人口流动的一种。大致讲,移民的动力来自外部的吸引力和内部的推动力。外部资源的开发和经济建设造成的移民吸引力,与工业化同步,是正向的社会发展。可将这种移民看作发展性移民。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性质的中国边疆移民确实存在。移民的内部推动力往往与一些不好的因素相连,比如土地压力、灾荒等。当时,多数农村劳动力的自发流动往往是由这些因素造成的。因此, 这种流动还是一种生存性流动,其流向并不是人口稠密的经济发达地区,而是人口相对较少、能够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地区;在产业转换上则表现为从狭义农业向广义农业的流动。从 19世纪以来,中国人口的流动

一直是从国家中心区向边疆地区迁移。这种状况在新中国的头二三十年不仅继续保持,而且得到加强。有人统计, 20世纪 50- 70年代人口迁入率最高的省区分别是内蒙古、吉林、新疆、黑龙江、辽宁、青海、宁夏等省区。上述多数省区均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建设的重点地区,内地农民之所以大批流入,是因为这些地区荒地较多,谋生路广。

    边疆移民性质的复杂不仅表现在存在着两种性质的移民,更表现在这两种性质交织在集体型和自发型两种移民类型之中。比如有组织集体移民的动因主要是边疆的开发建设。这应该属于发展性移民。但是, 20世纪 50年代中期集体垦荒移民的主观动因之一就是解决内地农业耕地不足的问题。生存压力显然占了比较突出的位置。同时,集体的发展性移民中的多数人被安置于从事农牧业生产,并非从事边疆地区的工业化建设。移民的实际结果对其身份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虽然自发移民的多数是因为原居住地的种种压力而外流,但也不乏被边疆工矿业建设所吸引。同时,自发移民落脚于边疆非农产业的也不在少数。这就典型地表现为移民动因的生存流动,而实际结果为发展性移民。

2.边疆移民是国家建设整体规划的一部分,因而受国家建设状况起伏的影响比较明显。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供应状况不仅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也决定着经济建设的规模。尽管 1953年国家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但是由于我国的已耕土地不足、粮食供求关系的紧张状态, 将“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长期性的困难问题之一”“不能不给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和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因而,发展农业生产,增产粮食,是当时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在当时条件下“增加农业生产的根本途径”最可选择的办法就是垦荒以扩大耕地面积。1955 5 ,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产粮食的初步意见》,指出内地向东北、西北的移民历来就有,近几年来也未停止。适当加以组织,数量将更多。为此,建议政府在东北、西北和西南等有可开垦荒地的边疆地区组织内地移民垦荒。

3.移民工作惊人的组织程度和移民的集体安置。20世纪 50年代中

期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建立。这种经济体制不仅形成了政府强大的组织管理能力,也确立了政府对社会事务的全面深度干预。边疆移民工作就体现了这种特色。李富春在国家“一五”计划的说明中指出,“使用机器和其他办法进行开荒,有组织的移民耕种,这种办法因为工作复杂,规模较大,国家应该协同各地方统一地拟定具体方案,有领导地进行”。依靠完整的政府组织机构开展移民工作,保证了移民工作的有序性。

    集体移民的首要工作就是动员及迁送。为组织好移民工作,有关省区进行了积极协调。宁夏在移民计划确定后迅速召开了专门负责移民干部的移民垦荒工作会议,设立专门的接待站,负责动员、审查、组织运输等工作。与北京、浙江等地就迁移与安置计划、动员对象、物资支援等内容签订协议书。

    政府组织的移民在当时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为此,社会各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以形成移民光荣的政治意识。移民对象的确定要经过严格筛选,一个移民任务往往会有多个后备人选。江苏首批移民任务 16万人,而确定的报名人数在动员区往往占到适龄人数的70%8 0%。河南的移民动员提出“五不要”(地富反坏右不要)、“六不批”(现役军人爱人、孕妇、身体太弱、残废、有传染病、家庭脱离不开的不批) 的规定,得到农垦部的肯定。江苏的移民工作依靠基层组织,充分发挥乡党委和支部的作用,把动员工作分为三个阶段:训练骨干,调查摸底,宣传发动,发动报名;目测,审查,批准定案;县社集中,准备启运。在人员运输时实行定组、定人、定车、定量和包数字、包质量、包时间、包安全的“四定”“四包”责任制,切实掌握运输情况,及时解决问题。移民的迁送程序复杂,涉及多个政府部门,为顺利完成移民迁送任务,各地成立了综合性工作机构,集中办公。江苏成立的“省动员青壮年参加新疆社会主义建设委员会”就是抽调劳动局、团省委、财政厅、民政厅、交通厅、南京铁路局、商业厅、宣传部等多部门人员组成。

    历史上边疆移民的安置是一种自然状态,即移民加入移入地已有的经济体,或者成为移入地的“拓荒者”,形成自己独立的经济体。20世纪50年代的过渡时期是中国公有制经济的形成时期。因此,边疆移民安置的历史状态基本没有出现。边疆移民一般被安置于公有制经济组织内或者建立新的公有制经济组织,如生产合作社等。不论是集体移民还是自流移民均是如此。宁夏专为北京移民设立的京星农场就属于此类型。

4.边疆移民的人口构成存在较大的差异,但集体移民的状况要优于自发移民。新中国成立后边疆移民的持续时间较长,而且不同时段移民的具体原因并非相同。因而边疆移民的人口构成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区也不一致。如宁夏在 1952- 1956年共接收省际农业集体移民中来自浙江的最多,以下依次是河南、辽宁、热河,移民最少的是河北、北京。1956,省际农业集体移民中青壮年占 54%,老年和幼年占 46%;全家移民的占 46%,单身汉占 54%。在单身汉中大多数是以青年垦荒队的名义入疆的,其政治素质比较高,但性别比例失调,男多女少,轻者为 3:1, 重者为 10:1。这种状况主要是由垦荒移民的组织动员方式和动员对象仅

限于农村而决定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的垦荒移民步骤实际上分为两步,最初的移民强调是劳动力,在移入地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后才接迁家属。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女性农业劳动力毕竟为数较少较弱。

    可以看出,因为内地移民前往的边疆省区已经由政府事先规定了, 集体移民的来源地不如自发移民的复杂。无论是集体移民还是自发移民,劳动力占有多数,但是集体移民的性别结构、职业结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均高于自发移民。

移民的组织管理及其安置状况对这一事业的成败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移民应该是有组织的,组织农村中的特别是农业社中的剩余劳动力,携带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由地少人多地区到人少地多的地方建立分社。最初去的只限于有劳动力的青壮年,春耕以前到达,一边生产,一边利用农闲时间修建过冬房舍。经过两三年的积累,然后迁移家属,正式与本社分开。往外移民的省区应在移民前几个月或一年,即派县区干部到计划移往的地区工作,先接洽好,安排好,然后由区、乡干部带领移民前往,把劳动力组成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班子则更好。青年团在这方面起到了积极的突击队作用。接收移民的省区则根据情况提出分年分批接收计划,并在移入地区做好群众工作,依靠当地群众把移民安置好。

总结组织集体移民工作的经验主要有:一是普遍进行宣传教育。对移民,全面而切实地介绍移往地区生产和生活情况,在此基础上启发其自觉自愿;对移入区原居民进行思想教育,使其正确对待移民。二是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和支援,事先选定开荒地点,安置移民,供应粮食,及时发放贷款,组织车辆运输,医治移民疾病,使移民安心生产。

    当时移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是移民动员时基层干部的夸大宣传,使移民到达荒区后不安心生产;移民原有房屋等财产不许出卖,在安置地借住房屋没有明确时间与租金,移民与房主均有意见;安置在合作社的移民因无土地而怕秋后不能参加分红,生活困难,原地社员也怕吃亏。热河、浙江两省在垦荒中出现破坏水土保持的现象。因此,农业部建议,移民原有房屋及土地上的作物、果树等财产(土地除外)应归移民自由处理,开出的荒地应归移民所有。对移民加强自力更生的教育,使他们克服依赖政府救济的思想,防止宣传动员中的虚夸与片面性。在任务较大的省、专、县建立健全移民垦荒的专业机构,具体负责安置工作。开垦山区应注意水土保持,结合山区特点,以发展多样性的经营原则进行全面规划。移民安置的状况对移民的巩固影响很大。首次大规模集中移民完成迁送后就有人要求返回原籍,真正能够稳定下来的移民只占一小部分, 多数移民还比较犹豫。如宁夏三门峡库区移民,随后几乎全部返迁。1 960

年“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使得组织支边工作无法继续进行,已经到达边疆地区的移民也因安置不落实而大批返回原籍。1 962,在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区的 25万支边人员只剩下 9万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边疆移民在中国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新中国边防的巩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大批外来建设性移民的到来, 许多西部省份的人口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增加。以宁夏为例,据统计, 1950年至 1957年的 8年中,迁入的外来人口超过了 62万人。新中国成立以后陆续调入大批外省市管理及技术人员、职工等,大型工矿业基地所在地往往成为外来移民集中区域。水库移民成为新中国建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移民类型。据世界银行公布的相关报告估计,中国自 1950年至 1999年水库移民数量高达 1220万人,而自 1950年至 1959年的第一个 10年的水库移民就有 460万人,是水库移民数量最多,迁移也最集中且最频繁的一个阶段。如三门峡水库被称为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建设项目,淹没区涉及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移民数量则超过了 471万人,其中陕西 287万人,河南 71万人,宁夏 5万人,山西 63万人。移民外迁涉及问题非常复杂,安置工作相当棘手。众所周知,时至 1958,中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严重的虚夸风气,在移民政策上也出现了操之过急的倾向。如中央政府提出从国内人口密集的江苏、安徽、湖北与上海等省市向新疆移民 200万人的计划,据估算, 1957年至 1960,从江苏、安徽、湖北三省迁入新疆的移民就超过了 80万人。又如中央政府当时发出了动员内地青年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如浙江省 1956年与 1960年两年,先后动员了两批共 97453名青年及其家属迁往宁夏地区。与此同时,城镇

人口急剧增长,大批人口从乡村涌入城市,在中国城镇经济不甚发达,物质供给相当匿乏的情况下,这种过于匆忙、不合理的移民行动,造成严峻的经济困难与复杂的社会矛盾,这也就是 60年代中国人口大规模调整的客观背景。

第三节代表人物简介

贺吟笙( 1894- 1974) 浙江镇海人。家境贫寒,少时在上海谋生, 先后在 10余家面粉厂做工,熟悉面粉加工技术。新中国成立后,宁夏人民面粉厂从上海购买面粉加工机器,聘请时任技师的贺吟笙前来宁夏安装调试机器。当时宁夏缺少专业技术人员,机器在运行中常出故障,影响了面粉厂的生产效益。1953,贺吟笙欣然答应从上海调宁夏工作。他技术精湛,敢于创新,在宁夏人民面粉厂工作期间,进行了 10多项重大技术革新,同年被评为宁夏省工业劳动模范。1 956,调甘肃省粮食加工局工作。同年 6,被授予甘肃省生产能手称号,参加省先进代表大会。8 ,被评为甘肃省甲等先进工作者,出席甘肃省第一次粮食系统先进工作者会议。1 958 10,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经贺吟笙再三请求,调回宁夏粮食厅工作。他以其精湛的技术为宁夏的粮食工业做出了奉献, 深受同行职工爱戴。

    秦有华( 1899- 1984) 安徽省霍邱县人。出身于贫穷的雇农家庭,全家靠扛长工为生。1926 7月参加革命。1931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霍邱县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县赤卫队队长,红四方面军十师二十八团传令班长、排长、连长、政治指导员,四川通江第四分医院组织科科长、第一分医院一所政治指导员,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营政委、指导员等职。参加苏区各次战斗和一至五次反围剿斗争及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因接应、抢救伤病员曾三过雪山、三过草地。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二○师卫生部指导员,三五八旅卫生部指导员,抗大一大队大车站站长,绥德军分区警备司令部供给部、卫生部指导员。参加过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西北独立一师政治部、卫生部指导员等职,参加榆林、太原及解放宁夏等战役战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宁夏军区皮毛厂指导员。1 951 4月任宁夏军区招待所指导员,次年改任所长。1955年离队休养,后改办离休。享受厅级待遇。1 991,改按军队离休干部享受待遇。

    潘自力( 1904- 1972) 原名定九,曾名自励、志励。陕西省华县人。幼时家境富裕,在家乡读书。高小毕业后失学。1 918年到陕西督军陈树藩部当兵。1920年春离开军队回到家乡入华县咸林中学读书,开始接受进步思想。1923年在北京加入进步社团共进社,后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7月回陕西工作,同年 11月出国学习。1926 1,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春归国,任中共陕甘区委西安第一部委宣传部部长兼长安县农民协会宣传部长。6,当选为共青团陕甘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长。此后历任中共陕西省委东路特派员、渭南县委书记、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委员、代理书记、省委书记等职。是渭

()()起义的领导人之一。1928 11月被捕入狱, 1930 10月出狱。1931 4,由冯玉祥资助赴法国留学,加入法国反帝同盟中国支部。1932年转赴英国,从事革命活动。1933 5月回到上海。1935 1 ,入川陕革命根据地,随红四方面军进行长征。后历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政治部副主任、晋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华北第二兵团政治部主任、第十九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等职。

1949 9,第十九兵团进军宁夏,他协助兵团领导人杨得志、李志民等积极开展政治工作,特别在促使马鸿宾父子的八十一军起义和宁夏兵团投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宁夏和平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宁夏解放后,任中共宁夏省委书记、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宁夏军区政委,主持宁夏的党政军全面工作。其间,在领导宁夏建设和巩固政权、加强民族团结、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方面,成绩卓著。他政治理论水平高,善于学习,头脑清醒,多谋善断。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上级指示坚决,处理实际问题非常果断。新中国成立前,宁夏种植鸦片, 7万多烟民。为禁绝烟毒,潘自力主持召开省委会议研究决定, 以省人民政府的名义 3次颁发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和布告,并成立了禁烟禁毒委员会,制定了禁烟禁毒暂行办法。对永宁县七区两乡拒不执行政令,继续种植鸦片的问题做了严肃处理,永宁县政府负责人也因此受到记大过处分。为表明政府禁烟的决心,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公开烧毁旧官吏和烟民交回的 3万两鸦片烟,这一举动对于当时提高共产党的威信,促进城乡烟民戒烟起到了很大作用。土改在全省铺开前,为取得第一手经验,他带工作组到宁朔县的叶盛镇用 40天时间搞试点,然后从各地实际出发,主持省委会议制定了若干具体政策,使土改工作在宁夏全省健康发展,顺利完成。他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处理宁夏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民族宗教问题,如职业阿葡家庭出租雇工耕种、斗捕少数民族中地主分子等都得到很好解决。这样既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又正确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促进了生产发展。他在干部任用上不分亲疏,坚持五湖四海、德才兼备的路线。当时,宁夏干部来自十九兵团、三边分区、宁夏地下党及新参加工作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进步分子、留用人员等,他不管对来自哪一方面的干部都一视同仁,尤其对十九兵团转下来的干部要求更严。他还从宁夏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实际出发,十分重视民族干部的培养和做好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新中国成立初许多人受反动宣传的影响,对共产党存有戒心。潘自力首先找少数民族中有影响的上层人士座谈、谈心,安排他们到各级政府和政协工作,鼓励他们坦诚言之,大胆工作,并要求党员干部支持他们的工作。同时,还选拔培养了各族优秀分子,特别是回蒙民族干部,参加乡、区、县各级人民政权。新中国成立初期,宁夏有大小土匪 20多股,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消除匪患,他亲自部署剿匪工作,在宁夏军区的具体实施下,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将土匪全部肃清。

1952 9月调离宁夏后,历任第十九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兼陕西军区副政委、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陕西省委书记、省政府副主席、省军区第一政委等职。1 954 10月起,先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印度、尼泊尔、苏联特命全权大使。是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一、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批斗和迫害。1 971 5月被遣送到山西省霍县,次年522日在该县含冤逝世,终年 68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  

 高宜之( 1905- 1994) 陕西省佳县人。1925年考入北京国立工业大学学习,次年肄业。1927 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国民党陕西省骑兵旅任副官,从事我党的地下工作。1945 10,随该旅的中共地下组织发动安边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陕甘宁晋绥联军新编十一旅。后历任三边军分区科长、军法处副处长、后勤部政委。1950 4,调任宁夏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同年 5月被抽调筹建宁夏和西北第一个国营农场- -- 灵武农场,任场长。1954 7,任宁夏国营农场管理局副局长, 为宁夏农垦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马悍信( 1905- 1969) ,回族。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人。著名爱国将领马鸿宾次子。1 949年前任国民党八十一军副军长。同年 9 19 日在宁夏中卫县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副军长、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师长、农业建设第一师师长、宁夏省国营农场管理局副局长。他在宁夏农建师和国营农场管理局担任领导期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为在西大滩创建国营农场做出了贡献。

李志民( 1906- 1987) 湖南省浏阳县人。1925年开始从事农民运动,曾当选为乡农民协会副委员长。1 927 4月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 928 年任区游击队党代表。同年冬调入中国工农红军,历任中队党代表,大队和团政委,红三军团教导营政委。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和长征。到陕北后,参加直罗镇和东、西征战役,后任红八十一师政治部主任,西征战役中在豫旺地区休整,曾于犁花嘴、吊庄子一带开展政治攻势,与东北军搞统一战线。1 937年起,任第二十七军政治部主任,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兼教员、组织科科长、组织部部长,抗大第二分部政治部主任。从 1943 年起,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四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冀中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纵队政委、兵团政治部主任、第十九兵团政委等职。与司令员杨得志率部从华北转战大西北。兰州战役后, 1949 9月又与杨得志共同指挥宁夏战役,仅用 27,解放宁夏全境。宁夏解放之初,继续指挥部队安定社会秩序,建立地方各级政权,支援地方进行生产建设。后率部入陕, 任第十九兵团政委兼陕西军区政委。1950年底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政委,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政委。1 957年回国后,任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政委、政委。1 972年任福州军区政委。1 980年任中央军委顾问。1 955年授上将军衔。曾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2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王金璋( 1907- 1985) 陕西省延长县人。1926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 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延长县徐旗村贫民小学党支部书记,延长县一区苏维埃主席,中共肤施(延安)县县委书记。曾在东北军工委做兵运工作和中央外交部做秘书工作。在省立延安四中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赤卫队,发动矿工开展反饥饿、反压迫的斗争,并建立了工会组织,发动群众抗粮抗款, 建立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1936,参加了红军东征。次年 7月后,历任宜川县抗敌后援会副主任、党委书记,西北巡视团团员,中共米脂、清涧县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清涧、吴堡、安边县委书记,延安大学教干处处长,三边地委组织部部长。其间,宣传和组织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 为支援前线、巩固革命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做了大量工作。同时, 为解放区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部。1949 9月宁夏解放,被任命为中共宁夏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和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1 954 9月宁夏省与甘肃省合并后,任中共甘肃省委委员、省民政厅厅长。1 957年被任命为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自治区成立的筹备工作。1 958 10月起,任自治区第一、二届人民委员会(政府)副主席,兼任编制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自治区党委常委。“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但他坚持真理,敢讲真话,表现出坚定的革命意志。1 972 4月起,

任自治区革委会保卫部副部长,自治区党委政法小组副组长,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等职。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为宁夏一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党外人士和群众落实了政策。1977 12月起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常委。1 980 1月起,任自治区政协主席。是全国政协委员。他同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广交朋友,合作共事,开创了政协工作的新局面。1 984 12月主动让贤,离职休息后积极撰写和口述革命回忆录,抢救革命史料。在他病重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大柳树沟水利建设工程,期望早日开工建设。1985 11 17日在银川逝世。

    孙润华( 1907- 1993) 山东省平原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参加宁都暴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关中军分区地方工作科科长,陕甘宁边区靖边县县长,定边县县长,中共伊克昭盟乌审旗工委书记,三边地委组织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三边军分区兼新十一旅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等职。1 949 10月任宁夏军区政治部主任(六十五军兼宁夏军区时,改任政治部副主任)1 95011月起任宁夏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干部管理部部长、军区副政委。是中共宁夏省委委员、常委。1 954 6月宁夏军区撤销,调任甘肃军区副政委。1 955年授少将军衔。后转业地方工作。历任中共甘肃省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平凉专署副专员、甘肃省储备局局长、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93年在兰州病逝。

    赵文献( 1908- 1967) 陕西省延长县人。1935 4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陕西省宜川县赤卫队大队长, 县政府副主席兼财政局局长、保卫局局长,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保安科科长、保安分处处长兼宁夏河东工委书记,陕西省横山县县委书记,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处处长。1949 9月参加接管宁夏工作,先后担任宁夏省公安厅厅长兼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省政法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宁夏省委委员、常委等职。

    在担任宁夏省公安厅厅长期间,赵文献建立健全了全省各级公安机关的组织和基层治保会组织,全面接管了国民党在宁夏的旧警察机关, 认真地贯彻执行党的镇反、肃反等一系列方针政策,有效地开展了镇反、肃反工作,肃清了土匪和反革命分子,为保卫和巩固宁夏新生的人民政权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甄华( 1908- 1994) 曾用名甄梦笔。山西省平定县(今属阳泉市郊)人。192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秋转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山西省平定县第一个基层党支部书记。后在北平中国大学学习,毕业后又东渡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历任太原二战区战地总运动委员会干事、主任、部长,军政干校四分校政治部主任,冀中军区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1940年起,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科长、副部长、部长,中共冀中区委敌工部部长,晋察冀野战军政治部、华北军区野战军第二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部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曾受委派到阎锡山骑兵第一军做统战工作。参加冀中“五一”反扫荡和组织冀中军民进行瓦解、争取伪军等工作。解放战争时期,随部参加易县、满城、保定、石家庄、太原、兰州等战役。1949 9月解放宁夏战役中,任第十九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部长,为促成国民党八十一军起义、宁夏兵团投诚以及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的和平解放做出卓越贡献,旋被任命为由国民党八十一军改编的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军政委、党委书记, 250多名政工干部进入该军,经过艰苦工作,使这支部队迅速改编成为人民军队。与军长马悖靖一起领导部队在中卫开展大生产运动。1950 11月至 1953 1月任宁夏军区副政委。后调任西北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西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主任等职。1 9572月转业地方工作,先后任中科院西北分院(筹委会) 副主任,中科院兰州分院副院长,兰州大学副校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

受到迫害。19802月出任山西大学校长。1982年离休后,仍为促进中美和中日友好文化交流做了不少工作。19941月在兰州病逝。

杨正喜( 1909- 1995) 陕西省定边县人。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参加红军担架队。1936年任定边七区二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 937年任陕西省定边县七区区委书记。1 942年任定边县委组织部部长,在大生产运动中担任运盐大队长。1945年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1946年任中共定边县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宁夏省中卫县县委书记,省人事厅副厅长,银川地委副书记, 石嘴山市委书记等职。1 9783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从198011月起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1984 12月离休。  

 杨得志( 1910- 1994) 湖南省醴陵县人。1928年参加工农红军,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工农红军中历任排长、连长、团长、副师长、师长等职。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长征中曾组织突击队强渡大渡河,后被誉为“大渡河十七勇士”。到陕北后参加直罗镇和山城堡诸战役。红军西征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师长,曾率部在宁夏同心、海原一带接应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团长、代旅长,冀鲁豫支队支队长,第二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旅长等职。从 1945 8月起,任晋冀鲁豫军区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曾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斗,组织军民开展平原游击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第十九兵团司令员等职,在朱德、聂荣臻领导下,曾率部指挥了清风店、石家庄、平津等战役,后又进军大西北。兰州战役后与政委李志民率十九兵团兵分三路向宁夏挺进,指挥了解放宁夏的战役。从 1949 9 2日至 29,便迫使国民党八十一军起义,消灭马鸿速宁夏兵团 3个军及地方武装共 57万余人,解放宁夏全境。宁夏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迅速安定社会秩序,组织政权建设和支援地方经济恢复重建工作,并组建宁夏军区,兼任司令员。后率部入陕。1 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司令员。1 955年授上将军衔,先后任济南军区、武汉军区、昆明军区司令员。1 980年至 1987年历任国防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曾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任总参谋长期间,曾于 1980年到宁夏视察部队和贺兰山战场建设。1994 10 25日在北京逝世。

朱敏( 1912- 1981) 又名朱国藩、朱鸿,化名刘敬斋。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县镇川堡朱家寨一个书香之家。其父朱励生曾任国民党米脂县县长。他先后在家乡小学和米脂二中读书。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陇东地区副书记兼甘肃省工委书记、三边地委副书记、书记等职。1947 1,任宁夏工委和伊盟工委合并的宁绥工委书记。同月,成立了宁夏在解放战争中第一支革命武装回汉支队。宁绥工委领导回汉支队等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协助主力部队两次光复被国民党部队占领的盐池城,有力地配合了中共中央关于转战陕北的战略。他在宁夏、伊盟积极开展工作,组织领导了三边地区的整党和土改工作。1948 5,宁绥工委率回汉支队

向盐池、环县、同心三县交界地区西进,在当地地方武装配合下,一举收复了甘肃环县与宁夏交界的甜水堡,基本消灭和瓦解了盘踞在盐、环、同一带的团匪势力,并将盐池的里山堡和同心的垦区开辟为游击区。6, 设立甜水堡中心区委及区政府,该区成为宁绥工委和后来的宁夏工委及回汉支队向宁夏国统区开展工作的依托地区。1948 7,任三边地委书记兼三边军分区政委,领导全区开展了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从而开创了自卫战争的新局面。在 1949 6月中旬袭击安边的战斗中,他正确指挥,使战局化险为夷。

1949 9 23,宁夏宣告解放,朱敏被任命为银川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宁夏省委副书记。他带领从三边地、县、区选调的数百名干部从定边赶赴宁夏开展工作。与杨得志、潘自力等同志一起组织领导宁夏省的接管等工作,兼管省委日常工作。同时兼任省委组织部部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省干部学校校长、职工委员会书记、总工会执行委员、农民协会主席、党报委员会书记、省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等多项职务。1951 10,接替潘自力任省委书记兼任宁夏军区政委。他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兢兢业业忘我地工作,为宁夏的军事接管、建立政权、剿匪肃特、安定社会秩序、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党整风和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做出了显著成绩。

    他一贯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坚持原则,不徇私情。刚到宁夏不久,70多岁的父亲从老家来探亲,他坚持让父亲和孩子们到省委机关大灶吃饭。省委其他领导知道后把老人请到小灶吃,朱敏不同意,:“我不能搞这个特殊。”经省委几个领导再三相劝,他才勉强同意了,但总感到心里不安。不久,就让父亲返回家乡。其父走时,省委办公厅准备买一件宁夏特产二毛皮筒子送给老人,朱敏坚决不收,:“让公家花钱给自己的老人买东西,这叫公私不分。我是省委领导,绝不能带这个头,占公家的便宜。等以后我们有条件了,给老人买件皮大衣穿就是了。”1950,朱敏有一个在兰州工作的弟弟来宁夏看望他,兰州一位亲戚托其弟带了点烟土到宁夏来卖。当时朱敏并不知情。其弟走后,这件事被反映到省委,朱敏知道后大发雷霆,立即叫省委秘书长宋友田给甘肃省委发电报,让把弟弟抓起来判刑。甘肃省委接到电报后,将他弟弟抓起来关了3 个月。

19531,调任西北财政委员会副主任兼西北畜牧局局长、党组书记。1954年冬,调农业部,历任畜牧总局局长、农业部部长助理、部机关党委书记、部党组成员等职。其间,他悉心研究农业政策和农业、畜牧业科学,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国家的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做出了成绩。“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在北京秦城监狱关押长达 7年之久。粉碎“四人帮”

后平反,恢复名誉,并安排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顾问等职。他不顾年迈体弱,坚持参加农业部党组会议,提出自己对农业部工作的思考和意见。198111 6,患癌症在北京逝世。

吴兴德( 1916- 1988) 原名吴长王。北京人。出生于贫苦花农人家。父亲曾是京津地区有名的养花好手“吴三”。8岁即随父养花、种树,后随父在北平(今北京市)丰台等地的花场给场主打短工。1 931,开始独自为北平月荣花场养花,挑担卖花。1936,宁夏中山公园在北平月荣花场购买了一批花木,吴兴德负责押运花木来到宁夏。当时宁夏省主席马鸿速兼任宁夏农林处处长,见他很会养花,硬将其留下,从此吴兴德就在宁夏从事园林建设长达 50多年。他不但使北平月荣花场的花木在中山公园成功落户,结束了宁夏没有盆养花的历史,还首次种活银川第一棵“常青树”,经过 10年整形,终于培养成很有价值的观赏树- -- 松树塔。他用麻纸裱窗代替玻璃,亲手创建了宁夏第一座自然采光土温室,成功地解决了购进花木的越冬问题。1940,在公园领导罗时宁的支持下,成功引种梓树、槭树和首批盆花的繁殖,又新建宁夏第一座 20 余间人工采暖温室,解决了全园温室花卉的越冬和冬季繁殖问题,并试种了宁夏第一批冬季蔬菜。如今中山公园的不少苹果树、灵宝枣、龙爪槐等都是当年由他引进的。他在公园的园林成就引起马鸿速的注意,1941年下半年起被马鸿速长期“借用”到其在永宁王太堡别墅花园养花种树。1949 9月宁夏解放后,解放军接管了王太堡别墅,吴兴德被接收为部队正式职工,专为部队种菜、种果树。1952,经中山公园考核, 又被调回公园上班。次年担任苗圃组长,在园领导的带领下,成功引种472棵贺兰山云杉。1956年先后培育出芍药,栽种了探春、丁香等花灌木,养活了从兰州引种的干头柏,种植了文昌阁周围的油松绿地、油松行道树,他所栽种的马尾松成活率达 90%。当时许多被别人“判死刑“的花卉经他培育后又复活。1962年端午节间,他培植多年的雄性苏铁首次开花,吸引了数以万计群众前来观赏。他所养的花植株服务期长,一盆拱手花篮的扶桑在他手中就展存了 20多年。1 978年退休后,他仍然拿出园林绝活,为银川园林建设服务。他建议公园利用塑料薄膜引种竹子、梅花,并把他一生养花种树的经验传给徒弟,总结出内容丰富的口字令,即“栽、移、种、摆、接、粘、插、压、熏、拉、围、靠”等,这都是他的拿手绝活,不愧为银川园林的元老。

    张源( 1917- 1993) 曾用名张澎。河南省孟县人。青少年读书时, 受参加过“同盟会”“中华革命党”革命组织的父亲和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阅读了许多进步理论书刊,接受进步思想, 1935年冬天,参加学生运动,加入进步学生组织“海啸社”。1937年下半年,在孟县师范任教,同时从事抗日群众工作,并在一些进步报刊上发表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诗歌。1 938年春,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介绍,于同年 7月投奔陕甘宁边区,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参加革命。1939 1月起,先后在晋察冀军区锄奸干部培训班、晋察冀边区中学和陕甘宁边区三边师范学校、三边公学任教员、校务处长。1 945 5,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三边公学校务处长期间,同教职工一起投入大生产运动,被评为劳动模范。1947 5 ,任《三边报》副社长兼总编辑,积极宣传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和边区生产状况,使该报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赞扬。1949 5,宁夏解放前夕,向三边地委副书记朱敏建议并得到同意,以三边地委名义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请求为未来的《宁夏日报》题写报名。9,宁夏解放后,任银川市军管会新闻科科长,负责接管国民党新闻单位,编辑发行宁夏《新闻简报》,同时负责创办中共宁夏省委机关报《宁夏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宁夏分社,任《宁夏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宁夏分社社长。1 1 11日《宁夏日报》正式创刊。1 2月中旬,十九兵团政委李志民到北京开会带回毛主席亲笔题写的《宁夏日报》报名,沿用至今。1 954 8,宁夏省与甘肃省合并,任《甘肃日报》副总编辑。1 958,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又负责创办了《宁夏日报》,组建了新华社宁夏分社、宁夏人民广播电台、宁夏人民出版社。曾任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宁夏日报》总编辑,并分管全区的新闻出版工作。他始终坚持正确的办报方向和党性原则,自觉服从党的领导,严格遵守宣传纪律,使报纸成为党动员、组织、激

励党员和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有力工具。他重视调查研究,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从实际出发,亲自撰写重要社论、评论和新闻稿件。他几十年如一日,对工作极其负责、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影响了新闻出版界整整一代人,在宁夏知识界享有崇高威望。1966 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遭受严重迫害,但仍对党忠贞不渝,潜心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第三次通读《资本论》。1973 3,恢复工作,任宁夏日报社党核心小组组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整顿报纸的工作秩序恢复党报的优良传统,做了极大的努力。1 980 5,任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指导全区宣传战线,坚定不移地宣传和贯彻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努力推动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积极支持和热情宣传农村率先开始的改革热潮。1 983 4 ,当选为自治区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同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广交朋友,合作共事。同时主持领导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使宁夏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呈现新面貌,走在全国前列,为开创宁夏政协工作的新局面和发展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很大贡献。

1988 5月虽离职休养,但仍关心着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发展, 对党内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口诛笔伐,积极宣扬延安精神和党的优良传统。同时致力于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和诗词创作,写了许多诗词和论文,主编出版《宁夏诗词集·夏风》,对发展和繁荣宁夏诗词创作及人才培养,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医院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撰写《略论毛泽东诗词特色》的长篇论文。张源还先后担任过宁夏省第一、二届协商委员会委员,宁夏省委纪委委员,宁夏省委监委委员,甘肃省第一届人大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候补委员、委员,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宁夏新闻工作者协会、新闻学会、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会长,宁夏社会科学协会联合会副主席,宁夏《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宁夏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宁夏诗词学会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全球汉诗诗友联盟总会名誉理事,纽约四海诗社名誉社长和《当代中国(宁夏卷)》副主编等。1 993 9 27日病逝。逝世后《张源诗词选》出版。

王世杰( 1917- 2004) 陕西省延川县人。1935 2,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工作。1 9367,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陕甘宁边区北路军连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干事、协理员、团政委。1 949年参加解放宁夏战役,次年 11月担任驻防宁夏的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副师长兼参谋长, 西北农业建设第一师副师长兼参谋长,师长、政委,宁夏省国营农场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为宁夏的军垦和农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田新民( 1918- 1956) 中国籍日本人。1953 12, 37名原侵华日军投诚人员被安置在宁夏平罗县的农建一师国营前进农场。1 954 6,自愿加入中国国籍,在二团机耕队任拖拉机驾驶员,曾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他在中国娶妻生子(妻名张素英,东北人)1955年遣返日侨时,仍自愿留在中国。1956 3,在进贺兰山汝箕沟拉羊粪时,出事故罹难,时年 38岁。团部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许存远( 1924- ?) 河南省清丰县人。1 952 8,由西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1952- 1977年先后在灵武农场、连湖农场任农业技术员。1977- 1988,先后任国营连湖农场生产科副科长、农艺师、副场长、高级农艺师、总农艺师等职,当选自治区政协第三、四届委员。先后担任宁夏农学会三、四、五届理事,荣誉理事,宁夏种子协会第一、二届理事、顾问,宁夏农垦局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在连湖农场工作期间,组织技术人员开展科学试验,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生产技术问题。他主持的磷肥肥效试验,揭示了宁夏地区施用磷肥的增产作用,在全国推广后取得显著的增产效果。多次被评为农场的先进工作者,被授予自治区先进科技工作者、劳动模范,全国农垦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1978 3月出席全国科技大会,荣获全国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是宁夏农垦战线上的第一代技术骨干。

姚以壮( 1926- 1973) 曾用名姚育壮,陕西靖边人。曾任宁夏文联副主任,是中国作家协会、电影工作者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工作者协会理事,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49 9,随三边地委机关进驻宁夏,参加筹建宁夏日报社工作,任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1 954,宁夏省与甘肃省合并后,调任银川地委秘书长。工作之余,坚持业余文艺创作。与朱红兵共同创作诗歌《银川曲》,展示了 20世纪 50年代农民对新生活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次年 12,该诗歌被诗人李季改编成说唱形式的长诗发表在《延河》杂志上。1 958年由北京通俗出版社出版。这是他们三人一次成功的合作。1958,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仍坚持业余文艺创作,并对地方戏秦腔产生兴趣,立志要创作出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和地方特色的剧目,与李维涤、郑于骥合作创作了歌剧《人间天上》;与赵千里合作的《西吉滩》,第一次在戏剧舞台上塑造了宁夏回汉人民形象,描写了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1 960年自治区文联成立后,任副主席。工作之余创作了《访豫旺》《罗山不老松》《咏贺兰山》等作品,热情讴歌了宁夏回汉人民,描绘了绚丽如画的宁夏山川。同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创作出剧本《康熙访宁夏》、电影剧本《六盘山》。“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作品被错误地作为“大毒草”受批判, 1969年被下放到宁夏泾源县山区劳动锻炼。1973 3, 在灵武农村下乡时始感肝部不适,仍坚持参加了 4月在银南地区的文艺调演。不久逝世,年仅 48岁。

陈冠五( 1925- 1987) 河南滑县人。宁夏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1953年于西北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宁夏省农业科学研究所作物系,从事水稻研究工作。历任研究所水稻组组长、水稻研究室主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所长、宁夏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等职。2 0世纪 50年代,一边从事水稻育种研究,一边进行水稻耕作栽培技术的调查和试验。在宁夏首次完成水稻地方品种分类,写出《宁夏水稻地方品种资源研究》(编入《宁夏回族自治区 20周年成果汇编》)一文。引种和选育成功优良品种“京祖 107”“青森 5号”“国光”等,并推广应用,实现了宁夏引黄灌区水稻栽培品种的第一次更新。还在宁夏首次试验推广水稻的水育法,使水稻单产大幅度提高。2 0世纪 60年代,继续进行水稻育种和丰产栽培技术研究,引进和选育出“公交 12号”“公交 10 号”“宁系 1号”“宁系 62- 3号”等水稻新品种,并推广应用,实现了宁夏灌区水稻品种的第二次更新。并第一次试验成功塑料薄膜保温育苗,实现水稻育苗技术的又一次突破,使一些中熟高产品种得以推广应用。撰写的论文《宁夏水稻品种生态型及引种规律的研究》收入《中国作物学会第二届年会论文集》( 1963)20世纪 70年代,他主持引进选育了“文光”“宁丰”“宁糯 3号”“京引 39号”等水稻新品种,并推广应用,实现宁夏灌区水稻品种的第三次更新。在宁夏首先试验成功卷秧“小苗带土移栽”,配合“京引 39号”晚熟丰产品种的推广,使“京引 39号”成为宁夏灌区的当家品种,种植面积占水稻总面积的 70%,单产突破 500公斤,总产量大幅提高。30多年中,陈冠五在水稻引种培育和改进栽培技术工作中倾注了全部心血,先后发表多篇论文,获得科研成果多项。主要有《水稻育种综述》《宁夏水稻冷害初步分析》《宁夏水稻地方品种研究》,专著《宁夏水稻育种与栽培》等。主持的“宁粳 3号水稻新品种选育”和“水稻品种资源的收集整理研究与利用”两项科研课题,均获 1981年自治区科技进步三等奖。参加的“宁夏水稻高产行道栽培技术研究”获1979年农牧渔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1980 9,代表中国农学会赴日本进行考察。曾任中国作物学会理事、宁夏作物学会理事长、宁夏农学会副理事长等职,担任《宁夏农业科技》主编和《宁夏土地规划》《中国水稻系谱》的编审。是自治区党委第五届委员,中共十二大代表。1 987 67,因突发心脏病逝世。

马立凯( 1925- 1990) 回族。河北省定县人。早年在家乡读书。1939 6月参加冀中回民支队。1 940 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冀中回民支队宣传员、班长,三边公学学员。解放战争时,调陕西省定边县回民自治乡任党支部书记,陕甘宁边区宁夏工委和三边军分区回汉支队连指导员、宣传股股长。1947年为保卫边区,在甜水井战斗中身先士卒,英勇作战,受到上级嘉奖,为边区建设做出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历任宁夏省委统战部干事、处长,银川市副市长、市长,自治区“五七”干校革委会副主任(副校长)等职。1978 9,任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部长。1 983 4月起,任自治区政协第四、五届委员会副主席。他长期从事党的统战工作,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心,认真贯彻党的统战政策,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后,为清除全区民族宗教工作上“左”的错误,纠正冤假错案,拨乱反正,参与制定了自治区有关民族宗教、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方面的许多重要政策法规,为宁夏民族团结和全面发展做出了贡献。1990 4月病逝。

周幼文( 1926- 2006) 河北省乐亭县人。1943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河北省乐亭县庞各庄乡苑子村党支部书记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一九五师政治部干事、营长、秘书、副科长。1 949 9,参加解放宁夏战役并转业地方,先后担任贺兰县县长、县委书记,甘肃省银川专署公安处处长,中共银川地委委员。1 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任公安厅政保处处长、办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后担任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厅长、党组书记兼武警宁夏总队总队长、第一政治委员、临时党委书记,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委员。1 988 6,当选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常委。

赵玉琪( 1927- ) 原籍河北冀县,生于山东济南。宁夏畜牧局副局长、高级兽医师。1951年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兽医系毕业分配到宁夏省农业厅兽疫防治处工作,后调宁夏省畜牧厅兽医诊断室任技术员。1954 年起先后在吴忠、盐池畜牧站工作。1959年起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厅畜牧处、农林厅畜牧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畜牧局从事兽医科技推广工作。1958,首次试验推广“666”粉溶液药浴,基本消灭全自治区羊疥癣病。1963年和 1984年两次负责防治畜牧“5号病”,均完成任务。由他主持的课题“低浓度来苏儿气雾治疗猪喘气病的研究”获 1981年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宁夏家禽黄肝病病因及防治的研究”获 1993年国家科委二等奖,“宁夏驴及羊黄肝病病因及防治的研究”获 1993年农业部科技成果三等奖,“推广综合防检技术消灭牲畜 5号病”“羊只布氏菌弱毒接种次数与免疫间隔的研究”分别获 1994年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专著有《羊病防治》《耕畜常见病疗法》。1 986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裴文炳( 1929- 1986) 山东定陶人。宁夏农学院畜牧兽医系中兽医药理教研组组长、副教授,兼任中国传统兽医学会理事、西北五省()中兽医学会副会长、宁夏中西兽医学会副会长、宁夏畜牧兽医学会理事、宁夏中西兽医结合研究会理事长、宁夏畜牧兽医学会农学院分会副理事长、宁夏农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委员会委员、宁夏彭阳县医学顾问、宁夏民革中山医院医学顾问等职。自小学习中医,新中国成立前先后在皖北、陕南、西安、兰州等地行医。1 949 9月考入兰州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兽医系, 1953 7月毕业分配到宁夏,先后在宁夏省畜牧厅种畜场、永宁农业学校、宁夏大学、宁夏农学院工作,历任主治兽医、讲师、副教授、中兽医药理教研组组长等职。业余时间多用于科学研究, 著书立说和为群众畜禽免费治病。20世纪 80年代,每年坚持联系山川各县七八个兽医站主持处方(古方和验方)验证和筛选科研工作,以大量病例验证了 100多个中兽医处方,临床疗效显著。为调查研究阿拉善左旗骆驼和白绒山羊,辗转在荒山大漠,收取珍贵科研资料,取得显著成绩。多次被评为模范教师、先进工作者和全国先进中兽医工作者。专著有《大家畜常见病治疗》《畜禽病土偏方治疗集》(合作)、《全区老中兽医经验交流会议资料选编》(内部印行)。主要论文有《大家畜咳喘病辨证论治》《幼畜发烧抽风病辨证论治探讨》《家畜咳喘病例分析》《骡病痛病的诊断和中西药防治》《牛前胃病的诊断和中西药防治》《中兽医知识介绍》等。

陈迪瑜( 1938- 1959) 上海市人。1956,响应建设大西北的号召,从上海来到固原回族自治州水利局工作。1 958 2,组织派他和另一名同事到泾源老龙潭设计北干渠施工工程。他克服种种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内,选定了合适的取水高程和渠道线路。在渠道施工过程中,他又在最艰难、最危险的地方指导安全施工。他和大家一样,担红黏土,背石头。还同青年突击队一道,每天晚上提着马灯在洞口打眼炸石。同年,被评为泾源县、固原专区、自治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二次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会议。1 959 817,固原县城周围上空突降暴雨,洪水直接威胁着清水河上游正在施工的沈家河水库。为给沈家河水库提供准确可靠的防洪资料,他和几名同事到固原县城南河滩大桥下测量河水流速。当时洪水来势猛、流速快、水量大,他不许其他人下水,自己冒险下水测流。在测完浅水处流速后, 又向河中间深水处走去,这时被一个洪峰打进激流中,最终人们在五六百米外才找到了他的尸体。后来从他口报的数据汇总出了水文资料。固原地委追认陈迺瑜为中共正式党员,专区团委下发了《关于号召全专区青年学习陈迺瑜同志高尚品质的决定》。地委副书记夏生秀等人撰文《征服老龙潭立下功勋,奋勇破洪水献出生命》,见诸《宁夏日报》。《宁夏日报》也发了《陈迺瑜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里》的社论。

张建纲( ? - 1984) 河北省唐县人。1938 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村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县委军事部长兼游击队政委。于 1949 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十九兵团六十五军一九五师副政委。1950- 1954,在宁夏省工作期间,先后任西北军区独二军二师政委,西北军区独一师政委。1 952年独一师改编为农业建设第一师,任政委、党委书记。负责抽检宁夏国营平罗机械农场,是新中国宁夏农垦事业的开创人之一。

第三章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期银川移民

宁夏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地处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王朝京都关中的咽喉要地。银川是宁夏北部的中心,也是宁夏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因此,银川自古就是多民族交流和多元文化交融的场所。人口迁移与文化的交融形成了银川特有的区域文化和人文精神。清后期以来持续不断的战乱和自然灾害对银川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破坏,加之反动统治重盘剥、轻建设,至解放前夕,素有“塞上江南”美称的银川平原地区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已成为当时全国生产力最落后、工业最薄弱、人民生活最贫困的地区之一。1 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党和国家将加快宁夏的经济文化发展纳入了民族地区的政治文明建设的日程,并于 1958年成立了以银川为首府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自治区成立之初,宁夏人才缺乏、发展滞后、基础薄弱,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各方面都十分落后。为改善宁夏各族群众的生活,促进宁夏经济文化的全面进步,国家先后动员北京、上海、浙江、山东、河北等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支援宁夏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批新时代的新移民中的大部分人在银川地区安家落户,先后有多批次、数以万计的移民充实到了银川的农业、工业、科技、卫生、教育等各行各业,促进了银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有关资料显示, 1950- 1957年自治区成立前,各地移民就已经先后迁入宁夏地区,但规模不大,次数不多。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发生在 1958年自治区成立前后。移民浪潮与当时中央支宁政策息息相关,为了加快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建设的步伐,中央决定从 1958年起在若干年内从各省、市抽调一批劳动力和各类技术人员来宁夏支援自治区的建设。1958 11 18日《宁夏日报》报道,从北京、上海、河南、陕西等地迁入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移民已有 14万人,其中绝大多数移民被安置在经济条件较好的银川地区。银川各级党政机关妥善地采取集体和分散的办法安置移民,先后迁来的近 10万移民在当地群众积极帮助下,全部建起自己的新家园。这批外来移民加入了银川农业、工业、科技、卫生、教育等行业的建设队伍,加快了银川社会的发展进步,极大地改变了银川市的人口素质和民族构成。1951,根据银川市的统计资料,银川市总人口2081万人, 1959,银川市的人口已经猛增到 3723万人,①这显然是由于移民形成的。据 1984年银川市典型调查,迁入人员来自全国 29个省(市、自治区) ,来自西北地区的占 239%,华北地区占 277%,华东地区占 147%,东北地区占 144%,中南地区占 37%

自治区成立时期的移民主要是国家政策性移民,其历史使命是支援银川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种非自发性的移民,移民的大部分是由国家分配或安排前来银川的。这种特殊的性质也决定了这一时期的移民具有以下特点。

1.移民在人口综合素质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对推动银川当地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自治区成立时期迁入银川的移民在社会构成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他们中有一部分是经国家精心挑选或抽调的知识分子、技术骨干和优秀干部。具体而言,迁入银川的移民在人口构成方面的特点主要如下。

    一是从地域构成来看,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向银川输出人口较多的省市主要是浙江、北京、上海、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市。1 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全国掀起了支宁建设高潮。银川地区先后接收安置了浙江、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北京、上海、天津、江苏等省市支宁建设者 10万人左右,①其中浙江移民最多。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安置来宁人员建设委员会《1959年安置浙江来宁建设青年工作总结报告》中提到: “全区在 5月至 7月间,先后分两批安置浙江来宁建设青年及其家属57829人。其中青年 50077(包括作为安置任务的 220名自流人员) ,占总数的 8659%,家属 7752(老人 306,小孩 7446) ,占总人数的1314%。”②这些移民大多数被安置在引黄灌区,即以银川平原为中心的川区。据统计, 1959- 1960,浙江省共组织动员了97462名号称 10万人浙江支宁人员到宁夏安家落户。其中青年 79667,约占总人数的 82%; 文化程度小学以上38479,占青年总数的48%。家属17895(其中老人1018,小孩16877)。青年中男占 61%,女占 39%;共产党员占青年总数的 635%,共青团员占青年总数的 166%。但是,北京、上海和浙江省

的移民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大多返迁,留居银川的人口相对较少。而移民人口中巩固率最高的是邻近宁夏的陕西、甘肃省移民,其次是河南、山东、河北以及东北地区的移民。

二是从自然构成来看,以未婚青壮年为主,男性居多。1959,银川地区共安置浙江来宁建设青年及其家属 57829人中,其中青年 50077, 占总数的 8659%。青年中, 32389, 6558%; 17238,3442%。已婚夫妇 10314对、20628,单身青年 29449人。③由此可以看出,这一时期迁入银川的汉族移民在人口的自然构成方面具有很大优势, 为宁夏的经济开发和人口素质的整体提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是从社会构成来看,移民受教育程度和知识结构远远高于当地居民。1 959,浙江支宁建设青年及其家属 57829,其中:小学 19488, 3891%;初中 3879, 774%;高中 521, 104%;高中以上 102 , 02%。①这一时期迁入的新移民中还有很多大学生和高层次人才。如 1958年支援宁夏高教事业的教师 100人中,大多是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知名高校的毕业生及北京回民学院的教师。他们全部安排在银川市。②同时国家考虑到银川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十分落后,动员和分配了一大批医疗、文教人员支援银川建设。这一时期迁入的移民文化素质普遍较高,他们中的高级知识分子成为银川建设的重要智力资源。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而且为银川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2.移民的迁入影响了银川的民族人口结构与分布。

经过明清以来的发展演变,在银川形成了汉族和回族两大土著民族, 经过几百年的文化融合和社会整合形成了银川特有的地域文化和人文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移民的迁入和安置,使银川回汉民族交错杂居的居住格局更为明显。以宁夏回族人口居住比较集中的灵武市为例,建国初期 10年中,回族人口占总人数的一半以上,随着迁入人口的增加,回族人口在全县人口中所占比例缓缓下降。1952年灵武县回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6032%,1962年占5290%,1972年占4863%,1982年占4713%。③迁入型的人口必然也带来民族成分的增加。1 949,银川原住户只有回、汉等 6个民族成分; 1957年增加到 13; 1965,增加到 23个。④移民到来的同时,使银川市的城市发展日益加速,原有的以为中心的回族社区日益解体,形成了回汉混杂居住的城市居住形态,有利于民族间的交往和沟通,有利于民族团结和进步。这说明各民族移民的大量迁入,使得银川地区的民族分布和人口分布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民族成分增多,民族关系更加融洽,形成今天民族和睦的模范地区。

3.移民的迁移规模大,巩固率低。

自治区成立前后,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大量人口迁入银川。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银川历史上实属罕见,但受各种因素影响,最终留下的移民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一些档案资料反映出,在迁入不久,很多移民就返回了原籍。1 959年迁入的浙江籍汉族移民刚迁入不久就有很多逃跑或者重返,农垦局党组 1960 2 2日发的《关于做好浙江支宁青年工作的意见》中写道:“根据浙江省民政厅掌握的情况,目前返籍现象还未得到制止,最近初步统计已返籍人数达 5000多人。”①特别是 1960年以后,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宁夏粮食、物资匿乏,安置在农村各地外地移民开始大规模返乡。到了 1962,陕西移民、河南移民大部分返迁。1961 年至 1964年间,安置在银川地区农村的浙江、北京、上海等地支宁者大多返乡。一些安置在工矿企业的移民,也在不同时期返迁。这些移民的迁返行为与当时的政治气氛密切相关,当社会形势有所变化时,返迁成了必然。

4.移民活动违背了人口迁移的自然规律,使得不少移民经历了生活的磨难,承受了不少痛苦,这个教训应当吸取。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上海等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青年来到银川,参与支宁建设,但是银川地区当时经济条件比较差,不能满足大量移民生产、生活的基本需求,艰苦的生活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很多人被迫逃离,留居者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磨难。从自治区档案馆的资料可知, 有些被安置到农村地区的支宁人员住的房子由于地基不牢时有倒塌的危险,有的单身青年 3个人合盖一条被子,铺着麻袋;有的移民住的房屋没有门窗,有的房间没有炕,新来的移民只能打草铺。①银川当时整体医疗条件差,安置地的医疗机构不健全,医务人员缺乏,技术水平低,不少青年得病得不到及时医治而病故。在农业合作社时期,有的移民还遭受到不公正待遇和歧视。例如派活分工时不合理,记分不公平,甚至被辱称为“侉子”“蛮子”“吵呼子”等。②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大量移民流失回乡。以安置浙江支宁人员最多的农垦系统为例,当时大量的浙江移民的到来给准备不足的农垦系统带来巨大的压力,由于条件所限,住房吃饭成了大问题,在住房上,原来一家住一间的,现在中间隔一条布单子住两家。新建的生产队搭半地下式的地窝子,有的牛棚、马厩也改建成住房, 有的农场场部让单身干部晚上睡在办公桌上,农垦局下场工作人员晚上睡在长凳上。1 960年秋,暖泉农场六队窑洞倒塌,浙江青年有一家三口不幸遇难。口粮不够就不顾条件地扩种, 1960年全农垦粮食播种面积达到2374万亩, 1959年增加 17,但亩产只有 45公斤, 1959年降低60%1960年由于粮食供应不足,开始“低标准,瓜菜代”。这时自治区又开展“反坏人坏事”“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所谓“双反运动”,一些移民因小节而受到迫害,在病饿和政治等多重原因影响下,移民中不少人逃离银川,重返故乡,途中受了很多苦难。③自治区成立前后的银川移民是根据

国家的政策安排和总体政治战略而产生的非自发性移民,这种行为是在国家政策的推力下完成的,违背了人口社会流动的自然规律。当国家政策这一强大推力不复存在时,移民的返迁将成为必然。一些来自上海、浙江等江南地区的外地移民,很难在短期内适应银川当地的自然、地理及文化。因此,这一时期迁入银川的移民虽然规模比较大,但是巩固率低, 很多移民陆续返迁。即便如此,这些外来移民还是为银川的发展涂下了一笔重彩,为银川今天的工业体系的构建、现代政权的建设、农业的发展、科教文卫事业的兴盛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节自治区成立前后银川移民类型

一、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移民

自治区筹建期间,为了加强政权建设,加速银川各项事业的发展, 1957 11,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委员会。中央规定,宁夏回族自治区机关按丙等省的编制配备。自治区的干部调配,主要来源有四个方面:一是将宁夏撤省时并入甘肃省级机关的干部基本上都调回宁夏,并由甘肃省级各业务单位调来一部分干部充实自治区机关, 以便掌握当地工作情况;二是关于自治区回族干部调配问题,除从自治区所辖地、专署()调配一部分外,从中央直属有关机关和内地各省市抽调一批;三是由中央有关部门调配一定数量的业务干部;四是由高教部、教育部及中央各企业、事业部门的干部学校抽调一批回汉学生,依其所学专业分配到自治区各业务部门。①

按照中央的上述安排,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之际,为了尽快建立自治区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领导班子,在中央的关怀和各兄弟省、市、自治区的大力支援下,先后从外地调入宁夏的各级各类干部 6557 ,占自治区干部总数的 316%,其中党团员占 55%,回族干部占 13%,各级领导骨干占 104%,技术干部占 236%。①这批干部中的大部分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专业知识和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根据“全面安排, 重点配备”的原则,绝大部分都分配到自治区级党政机关和新扩建的厂矿及水电系统。由于自治区级党政机关驻地都在首府银川市,所以这些干部都在银川安家落户,扩建的厂矿和水电系统,绝大部分都位于经济条件较好的银川地区及水电资源丰富的青铜峡地区,大多属于银川平原的范围,所以,自治区成立初期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移民,绝大部分迁移到了银川地区。由此可见,定居在银川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据银川市档案馆藏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编辑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高、中级干部名册》统计,银川市委、政府领导及各部、委、局正副职领导干部共 75,其中宁夏籍干部仅有 12,外籍干部 63人。外籍干部中,陕西籍 21,河北籍 17,山西籍 8,山东籍 5,广东、江苏、黑龙江、辽宁、四川、福建等籍干部 12人。其中回族干部 9人。外籍干部占银川市高中级干部总数的 84%。②

二、农业移民

据不完全统计, 1958- 196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后,宁夏共接收安置 20余万人。这些外来人口基本安置在以银川为中心的引黄灌区各市县,占黄河灌区总人口的 269%。③北京移民主要是城市贫民,也有一部分来自生产教养院, 3年中共接收安置 14080,大部分分散安置在农村,编成生产组从事农业生产。河南移民全部是农民, 1957- 1958 年由民权、郸城、睢县等县集体迁移过来的,共计移民 16861人。这批移民在 1958年年底前已安置完毕,采取“大分散,小集中”的办法,在不打乱原迁出地乡、村的情况下,集中安置在原银川专区、吴忠回族自治州的银川平原各县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天津、南京、安徽、山东等地的移民主要是学生和社会青年,总计7800余人。①自治区和兄弟省市还组织慰问团看望支宁人员。1 961 1 18,陕西省慰问团先后到银川、中卫、陶乐等9个县、市的 17个公社、3个农场、75个陕西来宁人员庄点进行了慰问。慰问活动持续到24日结束。②1961515,自治区农业厅组织慰问团,对前进农场、暖泉农场、灵武农场、灵武园艺试验场等地支宁人员进行了慰问。1961 6 8,自治区人委组织银南、银北两个慰问团,分别由自治区副主席马腾霭和黄执中任团长,赴全区各县、市慰问来宁建设人员。③

1958 6 2324,上海支援宁夏建设的男女青年 834(其中回族占 40%以上)陆续到达银川,中共宁夏工委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委会举行欢迎大会,刘格平、自治区副主席马玉槐先后到会讲话,对来宁支援自治区建设的上海青年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自治区的工农业生产、发展远景和人民生活、风俗习惯等情况。④

    在农业移民中,比例最大的当属浙江支宁人员。1959 1 12, 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派自治区副主席马玉槐赴浙江协商接收安置浙江支边人员之事,经宁夏、浙江两省区商定, 1959年开始, 5年内从浙江省动员 30万名青年支援宁夏建设。⑤1959 1 10,宁夏回族自治区安置来宁建设人民委员会成立,自治区副主席马玉槐任主任,王金璋、刘震寰任副主任,安置委员会设在民政厅,银川、灵武、永宁、贺兰等 11 个县、市建立了安置委员会及办公室,有一名副县()长主管接收安置工作。①根据中央决定和两省区协议,浙江省陆续动员了一批思想进步、有文化、有技术的男女青年来宁参加建设,以解决宁夏劳力不足的困难,加速宁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59- 1960,浙江省共组织动员了97462名号称 10万人浙江支宁人员到宁夏安家落户。其中青年 79667 ,约占总人数的 82%;文化程度小学以上 38479,占青年总数的48%。家属 17895(其中老人 1018,小孩 16877)。青年中的男女比例为:男占 61%,女占 39%,政治成分是共产党员占青年总数的635%,共青团员占青年总数的 166%。自治区党委、政府十分重视安置工作,事前多次开会研究,各市、县都认真进行准备。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根据“以农为主”“分别归口”和“大分散小集中”的安置原则进行安置。浙江支边人员中安置到 11县市农村建立 873个安置点(即浙江青年队)。实行在人民公社领导下“独立核算单位”, 40118人安置在引黄灌区的银川、永宁、贺兰、灵武、吴忠、中卫、中宁、金积、宁朔、平罗、惠农等 11个县市, 35619人安置在灵武、前进、贺兰山等 9个国营农牧场和银川、宁朔、陶乐等市县农林场, 20625人安置在青铜峡工地及工矿、水利、交通、机械、冶金、地质、建工、财贸、文教、卫生等部门。另外,经统一考试,录取了 700名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浙江青年,到自治区各中等技术学校学习。②

 

浙江支宁青年安置及返籍情况表

安置行业

安置人数

返籍人数

返籍比例

农村公社

40118

4万余人

96%

国营农牧、林场

35619

2万余人

60%

青铜峡工地及工矿等部门

20625

1万余人

50%

录取到中等技术学校学习

700

 

 

 

据统计,各县市从当地公社划拔出 12万亩基本农田,使安置农村的浙江支宁人员人均有27亩农田耕种,并调拨出牲畜 4900多头,各种农具66000多件及一批生产中所需的籽种和化肥。从东北、上海等地调运了8000多立方米木材, 17000多平方米玻璃,新建了一批房屋,各安置地区又动员农民腾出了2万多间房屋,以供支边人员居住。各安置地社队还将划拨给安置点的土地进行了翻耕,并代种了小麦。自治区拨出专款,作为支边人员的定期生活补助,每人每月 15,家属每月 10,以解决浙江支边人员刚来时的生活困难。自治区财政拨出安置经费,按每人平均 400 元开支,用于安置当年浙江支边人员生产补助(农具、耕畜)、生活补助和维修房屋。这些准备工作为浙江支边人员在宁夏安家落户,迅速投入生产建设,创造了一些必要的物质条件。1959, 328个安置点的浙江支边人员生产队当年共种植小麦 9996,水稻 38640,其他杂粮和经济作物30088,蔬菜 5776,总计生产粮食 2500万余斤, 1961年生产粮食6000多万斤,开荒 25万亩。在 1959年国庆节评比中, 7个青年队() 被评为先进集体, 1700余人得到了跃进奖金, 140人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139人被授予“红色青年”的荣誉称号。1960,宁夏经济困难,城乡群众皆进入“低标准,瓜菜代”生活阶段,这对刚刚来宁毫无积累的支边人员来说,生活更加困难。一些支边人员发生了浮肿、干瘦病。许多浙江支边人员变卖了衣物,作为路费返回浙江或外流新疆、青海等地。尤其宁夏错误开展了“反坏人坏事”“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运动中,错捕、错判了一些浙江支边人员,加上生活困难等原因,曾发生非正常死亡1300余人。“双反”事件在这些支边人员中产生了恐惧心理,思想更加波动不安,促使浙江支边人员大批返籍外流,截至 1961 6,浙江支边人员返籍外流达 8万余人,占浙江支边人数的 84%,其中安置在农村人民公社的返籍外流者 4 万余人,占安置农村人数的 96%;安置国营农牧场的返籍外流者 2万余人, 60%。截至1963,浙江支边人员留在银川地区的不足1万人。

三、工业企业移民

为帮助宁夏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国家决定将一批厂矿整体或部分搬迁到宁夏,大多数在银川选址建厂落户。如 1956年上海福康制毡厂由上海市迁到宁夏银川市,并入银川毛纺织厂,为银川毛纺织厂制毡车间。银川市红旗服装厂于 1958年由南京迁到银川,当时有职工 150人和几十台脚踏缝纫机,以批量生产各式男女服装为主。1959 1 11,《宁夏日报》报道,由上海、南京等地迁来支援宁夏建设的银川被服厂、银川五金厂、银川电料厂、康乐木器厂等 15个工厂,短期内纷纷投产,产品上市;1959,国家农垦部从北大荒军垦部队抽调干部120多人,与宁夏合建银川磷肥厂; 1959 12 23,由辽宁省沈阳沈河区橡胶二厂迁建的银川橡胶厂建成试产。②在化学工业部的大力支持和宁夏、辽宁省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搬迁工作从 1959 10月开始,先后迁来职工及家属 200多人, 1958年由天津回民皮革社、包头皮革厂迁来部分技术工人和银川市黑皮社、白皮社合并组建成银川皮革厂。1 959,又建成毛皮和皮鞋车间,是宁夏第一个正规化综合性毛皮皮革生产企业。1 958,上海厚生胶印厂支宁,带来了二台半自动单色胶印机,在宁夏日报社印刷厂建立了胶印车间, 从此宁夏有了胶印。银川市康乐木器厂是195812月份由上海家具公司康乐木器中心店支援宁夏建设迁到银川市组建而成的,当时,支宁的上海职工有110,大多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随之带来了3台木工加工机器设备:圆盘锯、平刨机和打眼机。这些工厂内迁银川,使得银川地区的工业生产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1959年至1960,还从浙江省安置支宁青年中, 挑选有一定文化素质的人员进入工交、教育、文化、卫生水利等部门。被选支宁青年约万人左右,大部分分配在银川地区工作。1958621,全国各地抽调大批优秀干部支援宁夏工业建设,其中第一机械工业部支宁干部36人。1959,上海支宁工人陆续抵达银川,人数达到1766,其中技工146名。设备有:车床13,专用机床29,脚踏冲床80台。以上海工人为骨干,分别建立了银川五金器材厂、银川电讯器材厂、银川喷烘漆电镀厂等16个工厂。这些工业企业随迁人员都是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工人和干部, 为银川的工业发展打下了人才基础。

迁至银川的主要工厂及移民人数

 

年份

工厂名称

原厂地址

迁入银川职工人数

1958

银川红旗服装厂

南京

150

 

1958

银川康乐木器厂

上海

110

1958

银川橡胶厂

上海

200

 

1958

银川五金器材厂

上海

310

 

1958

银川印刷厂

天津

50

 

1958

银川电镀厂

上海

196

 

1958

银川市拉链厂

上海

50

 

1958

银川螺丝铁钉厂

上海

112

 

1959

银川磷肥厂

上海

120

 

资料来源:银川市档案馆存中共银川市委《关于上海迁银川市厂子的安排意见》,全宗号: A1,案卷号: 250。银川市档案馆存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委员会《关于接收和安置天津迁厂工作的请示报告》,全宗号:A1,案卷号: 248

四、自流及其他类型移民

自治区成立后,随着各行各业的发展需要, 10多万各种人才和劳力到银川地区参加建设,对此,自治区党委决定,给落户口、供应口粮、安排工作。①由于这一政策符合迁移者的意愿, 1958- 1960,仅一年半的时间,就迁入 10余万人,实践证明,这在当时是一种促进人才交流,调剂劳力余缺的好办法。据银川等市县登记,从外省流入银川地区的有涉及10多个省的移民,其中,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河北、甘肃等省流入的人员占流入人员总数的70%。银川市政府对外省流入的部分人员进行了安置,在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占 64%。此外,在政治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的许多精英人才肩负着支援宁夏建设和“改造自己”的双重责任来到银川, 为银川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二节银川地区的知识人才移民

一、科技人才

1958 6,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夕,据新华社报道,全国 20多个省市以人力、物力支援即将成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到宁夏参加建设的干部、科技人员已有 2000多名。1958 8,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动工兴建,为了工程建设,国家有关部门从三门峡调来 3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全国各地支援了大批机械和建筑器材。1958 10,国家水利电力部西安基建局将兰州送变电工程队的部分职工调给宁夏,组建宁夏回族自治区水利局送变电工程队。1958 12 25,国家二机部 182队第三队奉命正式迁移宁夏,定名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专业铀矿普查队,亦称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三地质队。①1959 9 3,宁夏第一支治金勘探队成立,主要成员是辽宁支援宁夏建设的勘探队员。②此外,还有大量大中专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来宁夏工作,这些科研单位基本上都在首府银川设立,构成了银川科技力量的骨干。在“1983年全区先进科技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受表彰的 300余人中,原籍是外省的人员占85%。向在宁夏工作 20年以上的科技人员颁发了荣誉证书,其中原籍是外省的人员占了80%。全区获得工程师、讲师职称的科技人员中,外省籍人员占 83%。③

二、教育人才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前后,银川地区的教育基础十分薄弱, 人才十分匿乏。1958年随着自治区的成立,作为自治区首府的银川市教育事业发展十分迅猛,学校和学生数量猛增,需要增加大量的教师,而银川教师人才十分缺乏,只能从全国引进。在国家的倡导下,大量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调迁到宁夏,充实到银川的高等、中等、小学教育队伍中。1958 4 5,《银川日报》报道,北京 330名男女知识青年到宁夏支教, 4 2日前,他们已分批到银川等 3个专区所属的各个市县充任小学教师;1958 8 21,首批支援宁夏高教事业的教师 100余人到达银川,他们大部分是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应届

毕业生,部分是北京回民学院的教师。1 958 9,灵武县将上海下放来的“右派分子”等 30,分别安置在新龙滩、新华桥和农场乡劳动, 1年后重新为他们分配工作,大多数安排在教育系统。②据 1959 9 20日《宁夏日报》报道, 1959年分配到宁夏参加文教工作的 100多名高等院校毕业生,已有 90多人陆续走上新的工作岗位。这批毕业生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新疆俄语学院、四川大学和四川师范学院等 10多个院校。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马玉槐曾两次接见了他们。③

宁夏高等教育基本上是由外省迁移到宁夏的知识精英所开创的。1958 9,宁夏大学的前身- -- 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农学院,宁夏医学院宣告成立。1962 9,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农学院、宁夏医学院三院合并成立了宁夏大学。以宁夏大学为例, 20世纪 80年代以前,宁夏大学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外地人,且绝大多数骨干教师都是 1958年宁夏大学建校初期从全国各地支援来的知识分子。④

三、文化人才

解放初期,宁夏文艺领域除了一些秦腔等方面的戏班子、杂耍班子外,没有高档次、上规模的文艺团体。随着宁夏解放后建设事业的发展, 特别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为了适应宁夏文化艺术发展的需要,中央政府抽调一批批文化艺术人才支援宁夏,他们为宁夏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1 958 6 4,中共宁夏工委举行联欢会,欢迎从北京到宁夏工作的 50多位文艺工作者,他们充实到宁夏文化艺术界,成为骨干力量。①1958 9 22,遵照文化部的指示,中国京剧团四团全团迁到银川,成立宁夏京剧院。中国京剧院四团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京剧团和西南军区京剧院合并组成的,多年来随军辗转各地,足迹走遍 20多个省,把戏剧送到战斗最前线和边远的部队中去,并且曾两次去朝鲜前线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演出,出国访问过 18个国家。在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他们曾以《闹龙宫》一剧获得舞蹈一等奖,许多演员分别获得了罗马尼亚“星”勋章、波兰“金十字”勋章、捷克斯洛伐克“伏契克奖章”和“反坦克”奖章等多种奖项。②1958 9 27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京剧院成立。演职人员共 120,石天任院长,贺进禄任副院长。③1958 10 1,宁夏回族自治区越剧团成立,当晚在银光剧院以名剧“刘海戏金蟾”与观众见面。宁夏越剧团由上海华艺、红花、光艺等剧团选拔部分演员组成。④

    1958 10,宁夏歌舞团正式创建,主要由来自首都北京的中国歌剧舞剧院、中央歌舞团、空政歌舞团、铁道兵文工团、全总文工团的支宁人员和原甘肃省银川地区文工队组建而成。

195810,宁夏回族自治区话剧团成立。剧团的演职人员主要由空政话剧团、全总文工团、北京的几个剧团和本地的演艺人员组成。后又由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分来一个班 23名人员。在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剧团排演的主要剧目有《年青一代》《抓壮丁》《霓虹灯下的哨兵》《同志, 你走错了路》《女飞行员》《豹子湾战斗》《金梁玉柱》等,受到观众的好评,表演水平享誉宁夏乃至西北五省。①

    银川杂技团成立于 1958,演员分别来自中国杂技团、铁道兵政治部杂技团及天津市部分文艺单位,时称“宁夏回族自治区杂技魔术团”, 团长傅建民,演职员有张金顺等 40多人。1960,该团又从北京铁道兵政治部杂技团调来代淑芬、薛秀兰、代义等人员充实演员队伍。1961, 该团下放银川市。

银川市说唱艺术团的前身是银川市曲艺队,始建于 1959年。1 958, 从陕西西安吸收河南坠子艺人马明兰、弦师蒋永海等人参加该团。1960, 原天津市红桥区曲艺团相声演员王文进、耿文卿等和评书演员杨增凡、西河大鼓演员柴瑞云等人调来曲艺队。至 1965年全队共有人员27人。②

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包括高等院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的专家学者,大部分都是 1958年自治区成立时期来到宁夏银川的。例如宁夏社会科学院的著名学者李范文、杨怀中、韩荫晟先生等,都是从发达地区自愿来到宁夏从事科研工作的骨干人才。

    四、卫生人才

195411,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第十三医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五医院,院址迁至银川市南郊谢家寨。③1956 9,银川卫生学校积极培养医药卫生人员,暑假期间分别从东北、天津、河南、兰州、银川 5个地区招收了455名新生,学制 3,分为9个班,当日开课。④1958 5 10,据《银川晚报》报道,来自北京、西安、兰州的 28位高中级医务人员,分配在第二人民医院工作。⑤1958 10,原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改称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1962年又改称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人民医院,并从北京、上海、天津等地调入医护人员,成为宁夏著名医疗机构。

 

第三节当代银川移民的重大影响

一、对政权建设的影响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宁夏建区时的政权建设十分重视,为了配备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干部队伍,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宁夏建区时的政权建设十分重视,从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抽调了一大批精通业务、党性强、素质高的干部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各级领导班子。为了配备优秀的回族干部队伍,先后将刘格平、甘春雷、马玉槐、李微冬、丁毅民、刘震寰等回族干部调入宁夏,这些回族干部在调入宁夏前都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是党精心培养起来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骨干。如刘格平调入前任中央政府民委主任,甘春雷调入前任国家民委副主任,李微冬调入前任中国回族文化协进会副主任。这些回族干部都是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就入党的老革命,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由他们组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领导班子,无疑对宁夏和银川民族地区的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除了回族干部外,还有汪锋、王金璋、吴生秀、刘继曾等一大批汉族干部。党中央还配备了一大批业务能力强、综合水平高的干部负责自治区的各项事业建设。如参与自治区计划经济工作的马信、夏似萍等人,都在国家计委担任重要领导职务。马信调入前任热河省计委副主任,夏似萍调入前担任国家计委副局长等职。参加筹建宁夏政法机关队伍建设的有韩幽桐、马钊等人。韩幽桐是 1926年参加革命的老革命,调入前担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等职。此外,还有担任宁夏科委主任的鹿鸣,早年留学日本,是党内熟悉科技工作的优秀人才。这样一大批优秀的干部来到银川,无疑对银川的政权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得银川的政权建设迅速得到巩固和发展。

1958 8 7,中共宁夏工委任命王志强为中共银川市委第一书记、代理市长。此时宁夏回族自治区即将成立,银川市升格为地级市,中共银川市地委随之撤销。1958 9,银川市召开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选举王志强为市长,郭文举、戴月、李振邦为副市长。银川市领导干部中的大部分是从甘肃、北京等地调入宁夏工作的。①

二、对经济建设的影响

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银川工业开始有了发展。银川市电厂、银川毛纺厂、灵武磁窑堡煤矿、石沟骚煤矿、贺兰县农业机械厂、王太堡农业试验场等就是在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当时的工业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设备和技术还是落后的。如银川农具厂等几个小厂仅可制造农具、日用金属品以及打浆机、弹花机等简易机器。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为宁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当时国家和兄弟省市在人、财、物等方面对宁夏给予极大支持,大大加快了宁夏工业建设步伐,使工业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并由修理为主转为制造为主。在“二五”时期的前三年,先后建成了银川机械修理厂、银川电动机厂、新星机械厂、银川拖拉机修理厂,并扩建了银川农具厂等。这些小企业生产了一些简易工业设备和大量半机械化农具,有力地支援了全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建设,特别是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1959年从沿海城市一些企业抽调部分人员和设备与银川地区一些小厂合并,建成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新企业。这些企业虽然当时规模还不大,但是生产设备比较先进,产品工艺水平较高。它们是宁夏工业由制造简易产品向高级产品过渡的转折点。据中共银川市委 1960 3 9日统计的《银川概况》记载,银川“现全市共有市属大小工厂 35(国营 34,合营 1) ,生产生产资料的 15个、消费资料 20个。目前除铝厂、墨水厂、啤酒厂等 3 个单位外, 30个单位均投入生产”。该报告还就工厂职工队伍做了统计。“现有工业职工 7662(回族 545)(不包括区属和社办的) , 1958年增加 4640, 1956年的 276人增长 267倍。现有职工中技术人员较少,仅有工程师 1,技术员 24,技工虽有 5439,很多是二、三级的,六级以上的也很少。徒工 1270,干部 511人。有回族工人 344, 回族技术员 6,回族女职工 191人”①。

    1959 1 10,《宁夏日报》报道,由上海、南京等地迁来支援宁夏建设而组建的银川被服厂、银川五金厂、银川电料厂、康乐木器厂等 15 个工厂,短期内纷纷投产,产品上市。1 959 12,银川机械修配厂试制成功了一台重达 150吨的大型球磨机。1960 11,银川车辆厂成立, 主要生产力车配件,并开始生产成套力车。1 962 1,银川市轴承厂成立,主要产品是 3984 462型轴承和力车钢珠。银川起重机器厂始建于1958,从银川机器修理厂分出后厂址选在新城区永青东街。

伴随着移民的迁入和工业厂矿的兴起,银川市的城市布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银川老城区以西,以包兰铁路两侧和原银川新满城为中心,建起了银川市的新城区。银川市新的工矿企业大多集中在这里,原来的荒滩和不毛之地变成了绿洲和工业区。银川毛纺厂、银川通用机械厂等一批工业企业在铁路东西两侧陆续建立,并创办了宁夏第一所高等学府- -- 宁夏大学。新城区人口迅速增长, 1964年达到 36657,占银川市人口的 1971%,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833,此后新城地区开始了工业大发展时期。②

随着自治区的成立,大量移民的迁入,大批工厂企业的兴建,使得银川市的经济发展迈上了新的台阶。自治区成立前的 1957,银川市总人口只有 2841万人,国内生产总值 9495万元,工业总产值 2024万元,农业总产值 5511万元,粮食产量 998万吨,油料产量 2160,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515万元,地方财政收入总额 691万元。到了 1960,银川市人口达到 4063万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226亿元,工业总产值 8681万元,农业总产值 5080万元,粮食产量 857万吨,油料产量 1463,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6152万元,地方财政收入总额达到 1925万元。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与移民密不可分。①

三、对科教文化建设的影响

1958年自治区成立前后,国家从北京、上海、浙江和东北等地搬迁移民或抽调大批知识分子支援宁夏建设。首府银川按现有人口统计,可以说 55%都是移民或移民的后代。自治区成立前后大批调入的科技人员及教师、医生、文艺工作者大量集中于银川,对于所在区域人口文化素质、传播新型价值观念、扩大社区文化需求的功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是这些精英核心不断辐射自身所拥有的知识能量,从而激发了本地潜在的社会活力。银川市经历文化人口迁入高潮后,出现了各类艺术团体, 如京剧团、歌舞团,为本地社会生活增了光添了彩。从事教育工作的外省迁入人员在传播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中也将自己原有的认知态度、道德原则融入本地文化中,传授给学生。在这些混合文化载体中,培养出兼收并蓄的区域文化。位于银川市区内的宁夏大学、宁夏医学院、宁夏农学院以及银川师范专科学校的相继建立,标志着银川市已可作为宁夏的文化教育中心。1958 6 27,新建的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医学院和宁夏农学院 3所高等学校开始招生。3所高校计划暑期招生 430,其中宁夏师范学院 200,宁夏医学院 80,宁夏农学院 150人。① 9 15, 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医学院、宁夏农学院联合举行开学典礼,宁夏师范学院设语文、数理、史地 3个系。宁夏农学院设农学系和畜牧系,宁夏医学院设有医疗系。3所学院共招生 329名。②

银川地区是一个移民地区,受源远流长的移民文化融入的影响,表现为极强的兼容性,兼收众长,为我所用,以达到自我充实、自我提高与自我完善的目的。兼容代表了开放和灵活,而排斥封闭和落后;兼容是银川文化发展的驱动力,有力促使银川文化迅速崛起和发展。作为宁夏移民主要迁入地的银川市,在经历自治区成立时期的 1959年、1960年历次人口迁移高潮后,迁入人口已经占到总人口的 40%以上。这些人口携带的沿海发达地区文化,为宁夏平原已停滞落后的本土文化注入活力。银川地区的区域文化经过移民的大量涌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来到宁夏,从文化结构上改变了宁夏人口的文化、技术和民族结构。正是由于这些文化种子的繁衍,使宁夏人口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从技术结构上来看,来宁夏的绝大部分劳动者都是有一技之长的,他们把全国各地的工艺、技术带到了宁夏,互相切磋,共同提高,使宁夏原来没有的事业,一项项地干了起来,正是他们和当地人一起,使银川旧貌换新颜。

    四、对民风民俗的影响

    移民文化对银川当地的民风民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回族、汉族的民风民俗有了一定程度的融合和共存。随着城市化的加剧,传统的围绕聚居的回族寺坊社区趋于解体。在兴庆区的各街道办事处,回族人口所占比例基本平衡,回汉混居已经成为银川市民族居住格局的基本形式。银川地区回、汉民族服饰也没有大的区别,不像新疆维吾尔族的服饰与汉族大不相同。饮食上,汉族人几乎习惯了回族人的餐饮。大部分地区汉餐饭店少得难找。

    银川境内的饮食种类多样,如四川火锅、新疆羊肉串、云南过桥米线、东北水饺等东南西北饮食方式无所不有。银川饮食文化在接受外来饮食文化的同时也进行创新,如四川火锅的辣味被大大降低,汤料中又加入了宁夏的红宝构祀、黄宝甘草和盐池的羊肉,既迎合了银川人的口味,又增加了营养成分。

迁入型的人口必然带来民族成分的增加。1 949,银川只有回、汉等6个民族, 1957年增加到 13, 1965,增加到 23个。

五、对方言的影响

自治区成立时,国家从京、津、沪等地调迁人员,支援宁夏建设,银川市接受了许多来自天南地北的移民,银川的移民居住相对分散,与银川本地居民杂居,加之银川地理环境相对开放,所以银川的各地移民的方言受到同化的程度较大。根据对银川市移民家庭的调查发现,第一代移民仍然使用来源地的方言,但语音有不同程度的变化。第二代移民(第一代移民间或同本地人通婚的后代)的语言状况有两种:一是他们既能流利地讲银川话,也能够讲父母的方言;二是只能讲银川话,已经不能讲父母的方言了,但能听懂父母的话。对于第一种情况的家庭,家庭成员间的交流,第二代移民有时候会使用父母的方言;第二种情况的家庭,家庭成员间的交流,第二代移民已经完全不能讲父母的方言了。调查结果说明,在银川,移民语言的同化在第二代人中就基本完成。同化速度最快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与上面提到的移民的分散居住有关,另外还与第二代移民的生理、心理发展过程有关。移民经历了从早期对本土文化的被动接受,到后期对本土文化的主动输入的过渡,第二代移民的生理、心理发展过程则天然地伴随着这种文化接受和输入,并最终实现了文化上的多元选择。

    移民引起的语言文化扩散的结果除了表现为移民的语言受到本土语言的同化外,还表现为本土语言受到移民语言的异化。所谓异化就是指由于移民的影响,银川本地人的语言使用、语言态度等变得和以前有所不同。首先是“宁大话”(宁大指宁夏大学)的出现,继而银川人又普遍使用普通话。“宁大话”是银川地方方言在向普通话靠拢的过程中曾经出现的一个过渡性的语言流派,是银川话的变异。“宁大话”的形成与自治区成立时的人口大迁徙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移民带着他们的乡音,与银川方言发生了碰撞,必然对银川方言产生一些影响。由于这些移民大多来自经济文化相对先进的大城市,他们在银川人眼中是先进文化的代表。由于交际的需要,使说银川话的银川本地人与文化上占优势的移民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银川人有意无意地吸收了先进文化,在银川方言基础上学说普通话。由于移民文化的影响,又形成当今银川亲属称谓有“同一关系、多个称谓”的现象。根据《银川方言志》的记载,老派银川人使用亲属称谓是一种关系与一个称谓词对应,现在银川亲属称谓发生了变化,有“同一关系,多个称谓”的现象,比如称呼“外祖母”,有“奶奶、外奶奶、姥姥、外婆”;“岳父、岳母”的称谓,有“外父、老丈人、外母、丈母娘”;“父亲”的称谓,有“爹、爸爸、大、大大”等等。这些亲属称谓词的变化,就是受到了移民语言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移民色彩。

第四节移民代表人物简介

一、领导干部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担任党政军一把手的正省级和副省级领导干部基本上全部是外地干部。银川市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主要领导中外省籍干部也占多数。外省籍的正省级干部和银川市主要领导简介如下。

刘格平( 1904- 1992) 回族。出生于河北省孟村回族自治县。1 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前夕,以少数民族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当选为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历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 957 11,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委员、书记处书记,主持自治区的筹备工作。1958 6月被任命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为自治区正式成立做了大量工作。是年 10月当选为自治区第一届人民委员会(政府)主席。

汪锋( 1909- 1998) 陕西省蓝田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19583月起,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第一书记、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兼任宁夏军区第一政委。主持领导完成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筹备、成立工作,领导了自治区的全面建设。1 9844,增补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八届候

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王志强( 1914- 1996) 曾用名王毅斋。回族,河南济源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延安抗大、延安中央党校学员,西北工作委员会民族特别班班主任,延安民族学院班主任、人事秘书,三边公学教育处副处长,三边地委统战部干事,三边地委副秘书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宁夏省委民族(统战)部副部长、部长。1953 1月兼任宁夏省协商委员会秘书长。是中共宁夏省第一、二、三届委员会委员。1 954 9,宁夏省与甘肃省合并,调任甘肃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民委主任。1958 4月起任宁夏工委委员、统战部部长,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政府)副主席,自治区党委常委,兼银川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市长。1 960 9月被错误打成“以刘格平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受到批判,被撤职。后任银川拖拉机配件厂厂长,自治区交通局副局长。1967 12月任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副组长。1968 4月至 1977 7月任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核心小组副组长。其间于 1971 8月起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清查”中中共中央于 1977 7月批准其停职审查,后未做组织处理。是中共第八、九、十大代表,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马信( 1917- 1999) 原名马果毅。回族。河北省宣化市人。1937 7月参加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处长等职。1957 11,参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建工作。1958 6 ,任自治区筹委会经济计划委员会主任。1 1,任自治区计划委员会主任。1 959 2月和 1964 1月以后,分别当选为自治区党委常委和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政府)副主席兼计委主任。1979 2,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兼自治区革委会主任。1 983 2月调离宁夏,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组组长,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委员会副主任。

 

 

 

 

 

 

1958- 1960年自治区成立时期调入宁夏工作的副省级领导干部一览表

 

人名

民族

性别

籍贯

曾担任主要职务

生卒年月

刘震寰

回族

河北沧县

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

1912- 1971

刘继曾

 

四川金堂县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1896- 1975

李微冬

回族

山东枣庄市

自治区人大副主任

1911- 1982

甘春雷

回族

河北无极县

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

1917- 1982

李青萍

 

陕西省佳县

宁夏政协副主席

1910- 1984

马佩勋

 

山西孝义县

宁夏政协副主席

1906- 1984

吴生秀

 

 

陕西横山县

自治区革委会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1910- 1985

鹿

 

江苏宜兴市

自治区人大副主任

1907- 1989

夏似萍

 

江苏无锡市

 

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兼自治区计划委员会主任

1917- 1992

 

 

河北阳原县

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1921- 1993

 

陕西临漳县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1919- 1993

马德钟

回族

黑龙江宁安县

宁夏政协副主席

1923- 1996

马玉槐

回族

河北任丘

 

宁夏第一、二届人民委员会(政府) 副主席

1917-

 

丁毅民

回族

山东沂水

 

宁夏革委会副主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

1921-

 

陈静波

 

陕西西安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四、五届常务副主席

1922-

 

 

河北昌黎

自治区人大副主任

1927-

王燕鑫

 

浙江镇海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29-

 

白振华

回族

河南开封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31-

 

仝开锦

回族

安徽和县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统战部部长

1934-

 

陈敏求

 

湖南湘乡

自治区人大副主任

1938-

 

 

 

1958 12月银川市党委领导干部一览表

 

姓名

职务

籍贯

性别

民族

王志强

市委第一书记

河南

冯茂

书记

宁夏盐池

郭文举

书记

宁夏盐池

沅皓

书记

广东

陈玉田

书记

河北

 

1958 9月银川市政府领导干部一览表

 

姓名

职务

籍贯

性别

民族

王志强

市长

河南

郭文举

副市长

宁夏盐池

戴月

副市长

河北

李振邦

副市长

宁夏

马英亮

副市长

宁夏银川

 

1958 12月银川市政协领导干部一览表

姓名

职务

籍贯

性别

民族

冯茂

主席

宁夏盐池

冯玉隆

副主席

福建

姚启圣

副主席

 

黄光貟

副主席

宁夏银川

刘秀江

副主席

河北

王信

副主席

河北

 

二、劳动模范

委承财( 1929- ) 山西襄汾人。1954年参加工作,先后在宁夏贺兰县常信供销社任营业员、采购员、理事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1982, 任常信供销社主任后,跑遍常信乡 10个村 3320户农家,并自己带头入股,使全乡入股农户达到 95%。还积极带领全体职工支持农民发展经济。1984,该社被评为贺兰县、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被银川市政府授予“文明商店”称号。1 985,他被评为“全国商业特级劳动模范”。1986,被评为自治区“特级劳动模范”,获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

    江再林( 1932- ) 浙江临海人。1960年支边来到宁夏,在国营南梁农场当农工。1 978年带头实行承包责任制,靠勤劳和科学种田,粮食年年增产,连续四年每年为国家提供粮食 27万斤,并毫无保留地向其他职工传授科学种田的经验。1 984- 1987,他同体弱多病的妻子,在承包的盐碱白僵地里,共生产小麦 124万公斤,水稻 157万公斤,商品西瓜245万公斤,除去生产成本和个人应得的收入外,为农场增加收入 37万元。1 987年被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 988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蒋凤珠( 1942- ) 女。上海市人。银川毛纺织厂职工。16岁从上海支边来到宁夏,在固原亚麻纺织厂工作。工厂下马后,被分配到银川棉纺厂。1 963年调银川毛纺织厂当织呢挡车工,月月超产,年年超产。据统计,她从 1969年到 1986 4月底,共织毛呢 1283万米,超过计划指标218万米,毛呢一等品率平均达到 993%。自 1973年起,连续被评为厂先进生产者或劳动模范;1983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84年被评为自治区劳动模范; 1986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三、科技模范

吴福祯( 1898- ) 昆虫学家。江苏武进人。宁夏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1921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农科病虫害系。1927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科学硕士学位及美国科学荣誉金钥匙纪念章。1 944年与其他昆虫学家发起成立了中华昆虫学会。2 0世纪50年代来到宁夏,曾任宁夏农科院副院长、宁夏科协主席,兼任宁夏农学会理事长等职。他用 10多年时间基本摸清宁夏农业昆虫的种类、分布、生活习性,并发现国内昆虫新种类 30多个,世界新种类 8个。

黄敬芳( 1922- ) 广西容县人。是蜚声国内的麻类专家。1 958, 带领北京农业大学首批支持筹建宁夏农学院的 18名教师落户银川,任宁夏农学院教授、小麦研究室主任,从事春小麦高产科研工作。带领师生进行春小麦高产试验田,秋后平均亩产 803,创造了宁夏黄灌区小麦单产历史最高纪录,并研究出早灌和良种是宁夏引黄灌区小麦创高产的关键。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王德( 1924- ) 曾用名王源浩。山东文登人。研究员。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先后在华北大学农学院、北京农业大学任教。1 958 年调到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工作。长期从事水稻高产、稳产技术,水稻植株发育规律及杂交水稻的推广研究工作。曾对宁夏水稻的品种、育苗、密度、施肥等问题深入研究,提出一整套丰产技术措施。1 991年为宁夏首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王柏玲( 1931- ) 女。安徽全椒人。宁夏农垦科研所畜牧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高级畜牧师。1 955年毕业于南京农学院畜牧兽医系。1 956年调国营灵武农场种畜场任技术员、高级技师。1980年调任宁夏农垦科学研究所畜牧研究室主任。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唐麓君( 1931- ) 女。湖南零陵人。宁夏农林科学院研究员,宁夏林业研究所副所长,银川植物园主任。1 953年毕业于湖南农学院森林科。1960年调宁夏农学院林学系任教。曾兼任宁夏林学会副理事长。1 963年调宁夏农林科学院林业研究所工作,从事治沙造林科研工作。获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和自治区科学大会奖。1 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李作民( 1932- ) 兽医研究员。甘肃甘谷人。曾任宁夏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寄生虫研究室副主任。1 958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兽医专业,分配到宁夏农业厅畜牧局诊断室从事疫情诊断和防治工作。1971 年担任西湖农场兽医。1974年调宁夏农林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从事寄生虫病研究。曾首次确诊宁夏地区的猪丹毒、牛泰勒焦虫等病例。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王吉智( 1932- ) 江西乐平人。曾任宁夏农业勘察设计院名誉院长、高级工程师。1 954年华中农学院土壤化学系毕业。1 957年随土壤调查中队来到宁夏,历任宁夏农业综合勘查队(今宁夏农业勘察设计院)土壤组组长、副队长、院长等职。在中国首先发现“灌淤土”这一独特土类, 1978 年被正式列入全国土壤分类系统中。1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帖。    郭思加( 1934- ) 山东潍坊人。1 956 8月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毕业,留校任助教。1 958年支援西北建设来到宁夏,参与宁夏农学院和宁夏农科院畜牧所筹建工作。1985年起任宁夏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副主任, 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学位委员会委员。1 988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胡子诚( 1934- ) 上海市人。1 957年毕业于南京农学院农作物系农学专业。先后任宁夏永宁农业学校教师、宁夏农学院教师、宁夏农学院遗传育种教研室主任。长期从事农业教学和水稻新品种选育科研项目, 培育成“宁粳 5号”“宁粳 7号”“宁粳 10号”“宁糯 2号”“宁香稻 1号”5 个新品种。1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杨生龙( 1934- ) 字云波。甘肃临洮人。1956年毕业于甘肃临洮农校,被分配到宁夏国营暖泉农场,先后任农场技术员等职。1 984年被评为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1987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汪一鸣( 1935- ) 上海青浦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地理学专业。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宁夏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宁夏国土整治办公室主任工程师等职。多年来在宁夏及大西北国土开发整治、规划管理和宁夏历史地理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工作。1990年起被聘为兰州大学客座教授,并与兰州大学地理系合作招收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姚复兴( 1935- ) 回族。祖籍河北遵化,生于天津市。高级工程师。1 957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建筑系。1 961年毕业后分配到宁夏建筑设计院,曾任该院第二设计室主任。先后主持设计宁夏工人文化宫、宁夏农学院等工程。其中银川南关获 1984年自治区优秀设计一等奖及国家优秀设计表扬奖。宁夏工人文化宫剧场获 1986年自治区优秀设计三等奖。1986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陈祝三( 1935- ) 四川江油人。研究员。1959年毕业于四川农学院兽医专业,分配到宁夏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工作,历任传染病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副所长等职。主要从事兽医微生物、免疫学和家畜传染病的试验研究。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马国胖( 1935- ) 回族。甘肃兰州人。研究员。1958年兰州大学地理系自然地理专业毕业,分配到宁夏农林科学院林研所工作。1984年任林研所所长。是自治区第七届政协委员。在沙漠治理、防护林效益、营造技术、主要用材树种优良品种选育等项研究取得多项科研成果。1992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马骥( 1936- 1994) 湖南隆回人。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水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1960年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农田水利工程系,志愿到祖国大西北工作,被分配在自治区农科所,从事农作物灌溉研究工作。在水稻灌溉研究上有重大贡献。1 990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1991年成为宁夏首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待遇的专家。

王世敬( 1936- ) 山东莱西人。教授。1960年毕业于山东农学院农学专业。1 961年分配到宁夏大学农学系任教。1 970年起在宁夏农学院任教,历任教师、系主任、副院长等职。长期从事教学和农作物高产优质栽培研究,主持多项科研课题,曾兼任宁夏农作物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作物学会理事。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谢守栋( 1936- ) 江西兴国人。研究员。1957年毕业于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兽医专业,分配到宁夏吴忠兽医诊断室工作。1958年调宁夏农科院工作。曾任兽医传染病研究室主任、畜牧研究所副所长。1984年任宁夏科技情报所所长。主要从事兽医传染病诊断防治研究, 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吴梁源( 1936- ) 甘肃兰州人。研究员。1 957年毕业于兰州农校, 先后在银川市水利局灌溉试验站、宁夏农科院农作物研究所工作。1972 年起从事水稻栽培育种工作,参加研究的一些课题先后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 6,发表水稻栽培育种方面的论文多篇。1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钟钅生元( 1936- ) 江西兴国人。研究员。1 959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林学系,同年分配到宁夏农学院任教。1 963年调宁夏农林科学院工作。先后任园艺所构祀研究室主任、农科院构祀研究所副所长。1993年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将其事迹录制成《塞上构祀红胜火》专题片,在宁夏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播放。1 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 000年获宁夏科技创新奖。

裴建平( 1937- ) 吉林长春人。1958年毕业于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分配到宁夏建筑设计院工作。1984年任设计院副院长兼工程师。多年来,他负责研究成功的“结构抗震设计”“圆弧拱的地震应力分析”“拱柱排架的地震应力分析及地震性能探讨”等课题,填补了中国地震作用下对“拱”的动力计算的空白。1993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王北( 1938- ) 曾用名王林。辽宁朝阳人。研究员。1960年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水保专业。分配到宁夏农林科学院林研所治沙研究室工作。主要从事治沙造林研究,主持、参与 10多项科研课题。1 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汪梅君( 1938- ) 上海市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 961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陆地水文系。历任宁夏水文总站站长等职。长期从事水文资源勘测评价和研究工作,在农业水文、水资源保护、中低产田改造、盐渍化改良等研究领域取得成绩,为宁夏扶贫扬黄灌溉工程、农业综合开发、日援项目“宁夏重点风沙区综合治理”的规划作出贡献。1998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被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宁夏十大科技明星光荣称号。

万力生( 1939- ) 湖南衡阳人。宁夏草原工作站站长、研究员。1959年华中农学院畜牧系毕业后来到宁夏,长期从事草原管理、技术推广、科学研究等工作。1 964年在同心荒漠草原区发现一单株植物,经定点定向培育,历时达 20多年,培育出为国家批准的高产优质牧草新品种“海子一号”湖南樱子,填补了宁夏牧草育种的空白。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胡诗德( 1941- ) 浙江湖州人。畜牧师。1958年初中毕业, 1959 年参加工作,同年支援西北建设,被分配在宁夏农业科研所畜牧系养羊室工作。先后任工人技术员、技术员、助理畜牧师、畜牧师。经过刻苦自学和长期参加科研和技术推广工作实践,成为畜牧专家。先后参加“滩羊本品种选育”“宁夏黑猪的培育”“瘦肉型猪经济杂交示范推广”等多项课题研究。1988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四、文化艺术模范

胡公石( 1911- 1997) 曾用名光历。江苏盐城人。国家一级美术师。曾任宁夏文史馆馆长。1 935年暨南大学毕业后即加入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的标准草书社,任编校及于右任秘书。1 958 8月来到宁夏,先在宁朔县(今青铜峡市)商业局当职员, 1961 5月调自治区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在自治区图书馆做古籍整理工作,其间整理研究《标准草书字汇》。后任自治区图书馆顾问。1 983 5月被任命为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长。1 984年编著出版《标准草书字汇》。继 1963年台湾于右任、刘延涛发起成立“标准草书学社”后, 1984年胡公石在北京发起成立“标准草书学社”,对国内草书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胡公石在宁夏生活了 33,是宁夏当代书法艺术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张金顺( 1914- 2008) 河北东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招入中国杂技团,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杂技演员。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 与中国杂技团10名支宁人员到银川,组建了银川市杂技团。常年在城乡演出,“飞叉张金顺”的大名传遍全自治区。为宁夏的杂技艺术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曾任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顾问。是宁夏政协第四、五届委员会委员, 银川市第三届人大代表。1981年被推选出席全国杂技艺术家代表大会。其子张树林、张树国继承父业,都有一身硬功夫,张家成为“杂技世家”。   

石天( 1916- 1993) 一级编剧。山东邪城人。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艺术联合会主席。1 937年毕业于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1 939年入延安鲁艺美术系学习,之后历任延安鲁艺实验平剧团俱乐部主任、中国京剧院四团团长等职。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奉命率中国京剧四团组建宁夏京剧院(宁夏越剧团也在其中) ,并任院长。1984年被选为宁夏文联名誉主席。他在 5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创作和改编了多部历史剧、现代剧、神话剧、话剧等,主要作品有《三打祝家庄》《苏三小姐逃难》《将军志》等,其中《红娘子》《开封到洛阳》《北京四十天》在延安时期被称为“闯王三部曲”。

韩荫最( 1919- 2003) 辽宁沈阳人。研究员。1 946年毕业于东北大学历史系。1 956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在民族史专家翁独健的指导下,研究柔然史。1961,下放到宁夏博物馆工作,开始《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的搜集整理。1962,编写的《柔然资料辑录》由中华书局出版。1980,调宁夏社会科学院专门从事西夏史研究。1984 年获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奖。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 000, 4 9 550万字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全部出版。这是西夏学界汉文西夏史料整理方面的集大成之作,被称为“第一部汉籍西夏史料汇编”,是研究西夏史的必备工具书。

王和霖( 1920- 1999) 北京市人。国家一级演员。1 1岁入北平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学习。14岁时拜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为师。15岁时, 因演出《群英会·借东风》获“小马连良”之称。先后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于连良、侯喜瑞、萧长华、裘盛戎、言慧珠、叶盛兰等人合作,同台演出。1949年在西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随军南下,是西南军区京剧院的主要演员。1 958年来到宁夏京剧团后,曾专门从事培养青年演员工作,并担任剧团艺术指导、艺委会副主任等职。

    班世超( 1921- ) 北京市人。国家一级演员。六岁半入北京“富连成”科班,先学青衣、花旦,又学刀马旦。1 8岁出科,先后随李少春、梅兰芳演出,渐而驰名京、津、沪。1939年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合演的《武松打店》珠联璧合、蜚声艺坛。代表剧目还有《火烧余洪》《锯大缸》《虹桥赠珠》《取金陵》等。1 958年随中国京剧四团支持西北建设来到宁夏,先后在石嘴山京剧团、宁夏京剧团任演员、演员队长、副团长、团长等。

李震杰( 1921- 1995) 湖南长沙人。17岁参加革命进步诗歌运动。1939年发表处女作新诗《城》,并和一些进步诗人组织出版以鼓励抗日为主题的文学刊物《诗》。1 958年支持边疆建设来到宁夏日报文艺组工作,编发了大量文艺稿件。工作之余,在《宁夏日报》《诗刊》等报刊上发表诗作,代表作有《古庙三题》《人生的考卷》《女儿来信》等。

朱其善( 1925- ) 江苏镇江人。1 943年毕业于南京南洋无线电学院。1958年支援边疆建设来到宁夏,先后在宁夏文联、宁夏展览馆工作。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自治区政协第七届委员。1 996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从事书法创作研究 40余年,为国家和自治区碑刻、书丹 255 ,其多幅书法作品被国内外爱好者收藏,西夏文书法作品曾被国家领导人收藏或作为礼品赠送友人。出版有《朱其善书法集》。

殷元和( 1926- ) 北京市人。国家一级戏剧导演。8岁入北京“富连成”科班学艺,攻花脸。1945年起先后在晋绥军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政治部“青年实验平剧团”,西北军区、西南军区京剧团、中国京剧四团任演员、导演。演出、导演了大量优秀剧目,深受观众喜爱。1 958年随中国京剧四团调宁夏,支援西北边疆文化建设,参与宁夏京剧团筹建。同年被派往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学习,毕业后参加筹建宁夏话剧团,为宁夏培养了一批文化素质较高的文艺人才。先后在宁夏京剧团、自治区文化厅文艺创作研究室、宁夏民族艺术研究所任导演、团长、主任、支部书记等职。曾任宁夏文联副主席,兼任宁夏戏剧协会主席。

    李鸣盛( 1926- ) 原名李士琳。北京市人,祖籍湖北武昌。出身于北京梨园之家,先后师从张连福、沙世鑫等艺坛名流。1 3岁在北京登台演戏,被誉为“童伶老生”,渐为人知。之后暗中钻研学习杨宝森的杨派唱腔,并正式宗杨,踏入艺坛名流之列。1958年随中国京剧四团调宁夏,支援西北文化建设,任宁夏京剧院一团副团长,仍为该院的主要老生演员。他从艺 50,在宁夏近 30,在宁夏和全国广大京剧观众中颇有影响, 所演剧目被灌制成唱片和舞台艺术片,在全国电台、电视台播放。

    韩乐业( 1927- ) 字欣斋,号青龙。山东寿光人。自幼受父、兄雕刻绘画熏陶,酷爱美术,少年时代拜师学习水墨画。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安旅行团从事舞台美术及战地宣传工作。1 950年经组织介绍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学习,先后创作出反映时代风貌的《物资交流会上归来》《风钻手》等作品。1958年为支援西北建设来到宁夏,先后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平罗县姚伏中学、平罗县文化馆工作。1 989年被聘为宁夏文史馆馆员,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宁夏美协理事,宁夏水彩画学会副会长。

田益国( 1927- ) 山东青岛人。国家一级舞蹈编导。1 950年起,先后在北京华北人民大学文工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地质部文工团及中央建筑工程部歌舞团任演员。1958年调宁夏歌舞团任演员兼舞蹈编导。曾任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宁夏舞协主席。全国第四、五届文代会代表。   

路福增( 1928- ) 笔名路展。河北丰润人。编审。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毕业。1949年参加工作,同年 11月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曾任美术小说编辑室诗歌组副组长。有多首诗作发表。1961年调《宁夏文艺》(现名《朔方》)编辑部工作,历任编辑部主任、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副主席等职。1 951年开始发表儿童文学作品,报告文学《红色医生李贡》2 0